传世两周彝器，其有铭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尚书》自当以今文为限，今文中亦有周、秦间人所伪托，其属于周初者，如《金縢》、《洪范》诸篇皆不足信，周文而可信者仅十五六篇耳。而此十五六篇复已屡经传写，屡经厘定，简篇每有夺乱，文辞复多窜改，作为史料，不无疑难。而彝铭除少数伪器触目可辨者外，则虽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迹也。是其可贵，似未可同列而论。
虽然，有遗憾焉。彝器之传世者虽多，而其年代与来历亦多不明。间有传其出土地者，大抵因农人锄地或他种土木工事之偶尔发现。发掘者本不具学术知识，发掘后又未经调查纪录，地层关系既已无由确知，而其表面遗迹亦复终遭湮灭，甚可惜也。至于著录之书，自赵宋以讫于今，颇多名世之作。或仅采铭文，或兼收图像，或详加考释，或不著一语，虽各小有出入，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犹复加以淆乱，六国之文窜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视《尚书》篇次之有历史系统之条贯者，迥不相侔矣。
夫彝铭之可贵在足以征史，苟时代不明，国别不明，虽有亦无可征。故历来谈史地之学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于不顾，甚或加以鄙夷，而谈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者，于史地之学亦复少所贡献，王氏国维所谓“于创通条例，开拓阃奥，慨乎其未有闻”者（见《殷虚书契考释序》），殆谓是也。顾条例之当如何创通，阃奥之当如何开拓，卓荦如王氏，则亦秘而未宣。闲尝观其所曾为，多文字考释，器物鉴别之零什，虽饶精当，而与古法无多殊。其两《金文箸录表》仅就已成之书而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当此。王氏殆有志而未竟者耶？
频年以来颇有志于中国古代社会之探讨，乃潜心于殷代卜辞与周代彝铭之译读。卜辞出土于一地，其出土地之地层，近由发掘，亦已略得明其真相，据为史料，无多问题。然至周彝则事乃迥别。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而有周一代载祀八百，其绵延几与宋、元、明、清四代相埒，统称曰周，实至含混。故器物愈富，著录愈多，愈苦难于驾御。寝馈于此者数易寒暑，深感周代彝铭在能作为史料之前，其本身之历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
整理之方将奈何？窃谓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此法古人已早创通，《尚书》、《风》、《雅》、《国语》、《国策》诸书是也。《尚书》诸诰命，以彝铭例之，尤疑录自钟鼎盘盂之铭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见，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于地而未尽佚者亦未可期。故谓《尚书》为最古之金文著录，似亦无所不可。
国别之征至易易，于铭文每多透露，可无多言。年代之考订则戛戛乎其难。自来学者亦颇苦心于此，其法每专依后代历术以事推步，近时海内外承学之士尤多作大规模之运用者，案此实大有可议。盖殷、周古历迄未确知，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异说。例以恭王言，《太平御览》八十五引《帝王世纪》云在位二十年。《通鉴外纪》云在位十年，又引皇甫谧说在位二十五年，后世《皇极经世》诸书复推算为十二年，世多视为定说。然今存世有《趞曹鼎》第二器，其铭云：“隹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龚王即恭王，谥法之兴当在战国中叶以后，此之生称龚王，犹《献侯鼎》之生称成王，《宗周钟》之生称邵王，《遹簋》之生称穆王，《匡卣》之生称懿王。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彼二十五年说与二十年说虽未知孰是，然如十二年说与十年说则皆非也。视此可知专据后代历术以推步彝铭者之不足信，盖其法乃操持另一尺度以事剪裁，虽亦斐然成章，奈无当于实际。学者如就彝铭历朔相互间之关系以恢复殷、周古历，再据古历为标准以校量其他，则尚矣。然此事殊未易言，盖资料尚未充，而资料之整理尚当先决也。
余于年代之推定则异是。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褅）周王、口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辩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亦不甚远。至其有历朔之记载者，亦于年月日辰间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
本此诸法，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均王臣之物。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器则大抵属于东周。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器无征，此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
国别之器得国三十又二，曰吴，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黄，曰鄀，曰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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