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钟鼎铭文在其进化之第二阶段有书史之性质。此性质以西周遗器为最著，自春秋之中叶以降而衰微，盖竹帛之用已繁，文史亦逐渐茂密，不能为鼎彝所容也。东周而后，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表，其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又如齐《国差铭》亦韵语，勒于器肩，以一兽环为中轴而整列成九十度之扇面形。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然以彝铭而言，则其第三阶段之进化也。逮至晚周，青铜器时代渐就终结。铸器日趋于简陋，勒铭亦日趋于简陋。铭辞之书史性质与文饰性质俱失，复返于粗略之自名，或委之于工匠之手而成为“物勒工名”。此彝铭之第四阶段进化，亦即其死灭期矣。
以上为彝铭进化之四阶段，以岁时喻之当于春夏秋冬，以人生喻之当于幼壮老死，整个青铜时代之进化亦复如是。
此文乃一九三一年纂集《两周金文辞大系》的所拟序说之一节，因嫌蛇足，未及印入。后于一九三三年出《古代铭刻汇考》时，乃收作附录以当注脚。今复转录于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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