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茅兴东的脸色，楚天舒心里咯噔一下，不用问，又出麻烦了。
二妮子很有眼力劲儿，她笑着与茅兴东点点头，便告辞出来了，顺手把办公室的门带上了。
茅兴东将手里拿着的几张纸放在了楚天舒面前。
这是一份长篇报道的打印稿。
县委宣传部负责监控网络信息的工作人员今天上网，搜索到了京都大学的学报上刊发了一篇关于南岭县医疗体制改革私有化的长篇报道，以学术研讨的方式，道出了与省调查组口径基本一致的“五大罪状”。
原来，钱文忠家最后只拿到了五万元赔偿款的消息传到了沈豫鄂的耳朵里，他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甚至把一只茶杯摔得粉碎。
五万块钱，一个人被打死了，仅仅赔偿五万块钱？！
虽然钱文忠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但是这个言而有信的农民，从此再也没有对孙子之死向任何领导反映过，也没有再提任何其他的要求，他已经认准了，半仙的那些话正在应验，孙子的死真的能够从此可以改变他一家人的命运。
这个结果公布之后，被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愤愤不平，楚天舒的形象和声誉也大打折扣了。
被魏理光改了稿子，沈豫鄂原本就很不甘心，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又认为是个绝佳的炒作机会，他找到了王致远，通过王致远的运作，在京都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稿子，不过没敢用他自己的真名，而是用京都大学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的名义刊发的，文章的结构也作了较大的调整，增加了处理结果等内容，虽然经过改头换面，但文章的主题和精髓没有变，矛头仍然直指医疗改革和县委书记楚天舒。
同时，为了制造声势，增加分量，还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京都大学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组负责人罗广朋教授配发了一个短评。
尽管罗广朋教授的短评没有那篇文章措辞激烈，甚至开篇先以“敢想敢干，惊心动魄，可喜可叹”十二个字把南岭县的改革精神赞誉了一番，但很快就道出了他的写作宗旨：“但是，南岭县的这种做法，违背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罗教授在短评中说：“我国过去政府主导医疗卫生的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也证明，由政府主导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公平和效率的平衡上，要比市场主导的体制好得多。”
楚天舒看到了这篇课题组和专家的文章，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他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他并不恨罗教授和课题组，所谓专家学者嘛，学术观点自由，百家争鸣，但是，他还兼着京都大学医疗卫生改革课题的负责人，以这样的身份发表观点和看法，其分量及影响力又非同小可了。
对于楚天舒来说，城关镇卫生院发生的这起孩子死亡事件发生在他主政南岭县期间，不仅触动了他的灵魂，也使他永远觉得这是他仕途生涯中不光彩的一页。
任何的口水之争，都挽救不了一个花季少年的生命。
楚天舒在他的良心上一直受到无法原谅的谴责，因此他在想方设法给钱家以更大的补偿。
虽然省内媒体没有播发关于这个事件的稿件，省新华分社的“内参”上也没有把这件事与医疗改革联系在一起，然而，就在人们普遍以为这件事正悄然风平浪静的时候，京城报纸上又爆出了猛料，再次引发了一场舆情危机。
京都大学是国内知名大学，罗广朋又是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这篇文章及短评如同一枚重型炸弹，把刚刚平静下来的南岭县又炸得硝烟弥漫，霎时间，京城、省城、青原市、南岭县，各种议论纷纷扬扬。
看到文章和短评的人，谁又会去认真研究死人事件的过程与真相，他们只盯着“死人了”、“农民的孩子”、“抢夺遗体”、“赔偿五万元”等敏感词，众说纷纭的演义成分也在所难免。
舆论一片哗然，对医改持不同意见的人，尤其是那些长期在实验室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们，以罗广朋教授的一干弟子为主力军，立即参与进来，以学术探讨为名，一起推波助澜，火上浇油。
一时间，南岭县的医疗卫生改革被炒得热火朝天，北方地区的大小报刊，几乎一个腔调地口诛笔伐南岭县的乡镇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让贫苦农民的孩子成为了改革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无独有偶，省卫生厅调查组的调研报告也递交到了省委各级领导的手里。其内容与罗广朋的课题组发表的文章大同小异，结论也与之遥相呼应，都离不开所谓的“五大罪状”。
此后，有消息传出，南岭县的县委书记楚天舒年轻气盛，一贯独断专行，为了捞政绩，搏出位，不惜牺牲医疗系统职工的利益，在没有征得主管部门同意、县委一班人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对乡镇卫生院“一卖了之”，明目张胆地与省卫生厅对着干。
学术界有分歧，楚天舒还可以坦然面对，但是，省卫生厅代表的是官方意见，他不得不高度重视。他终于坐不住了，花了一天的时间，收集整理了乡镇卫生院改革前后的对比资料，又用了整整一个晚上，在认真研读了罗广朋课题组的文章之后，连夜写出了一篇五千多字的反驳文章。
等酣畅淋漓地写完了之后，楚天舒觉得胸中的郁闷已经在挥洒笔墨的过程中纾解开了，他暗暗笑话自己，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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