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
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
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体例。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说三分”的艺术积累(如《三国志平话》),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著。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著之《三国志演义》,则脍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
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在《后汉通俗演义》写三国历史的部分,便经常与罗贯中抬杠。而他自己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则是:
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稗为一贯,傅雅俗之相宜。
——《后汉通俗演义序》
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
——《唐史通俗演义序》
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
——《清史通俗演义序》
鄙人之撰历史演义也有年矣,每书一出,辄受阅者欢迎,得毋以辞从浅近,迹异虚诬,就令草草不工,而于通俗之本旨,固尚不相悖者软!
——《南北史通俗演义序》
若夫燕词np说,不列正史,其有可旁证者,则概存之;其无可旁证而太涉荒唐者,则务从略,或下断语以明之。文不尚虚,语惟从俗。
——《明史通俗演义序》
他反复强调两点:一、以“正史”为主,兼采稗史、轶闻,而出于稗史、轶闻者须有旁证,对史料“几经考证”,“务求确凿”;二、语言力求浅近、通俗,“易知易解”。这两点,都是从普及历史知识、提供历史借鉴,有助于“通俗教育”的角度考虑的。
《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体例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水浒》有金圣叹的批语,《三国演义》有毛宗岗的批语,而蔡东藩则自批自注。批注有夹批夹注和总批,涉及许多方面:一、对有关的虚诞说法加以批驳,如《明史通俗演义》第11回写朱元璋**攻陈友谅舟师而无东北风,铁冠道人说:“真人出世,鬼神效灵。”周颠说:“今日黄昏便有东北风。”夹批云:“此系测算所知,莫视他能呼风唤雨。”二、对于某些史料的运用注明出处和异同,如《宋史通俗演义》第33回写到朱寿昌弃官寻母时,夹注云:“《宋史·寿昌本传》谓刘氏方娠即出,寿昌生数岁还家。但王傅《东都事略》、苏轼《志林》,皆云寿昌三岁出母,今从之。”三、对于古代的某些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方言但语,加以通俗的解释,如《前汉通俗演义》第82回写霍光出葬时“用辐辕车载灵枢”,夹注云:“辐掠车为天子丧车,车中有窗,闭则温,开则凉,故名辐辕车。”
四、对所写某些人物或褒或贬,如《明史通俗演义》第3回写马氏多次向朱元璋进谏,夹批云:“好马氏,好贤妇,我愿范金事之。”如《民国通俗演义》第75回总批云:“袁氏一生之目的,莫过于为帝,而袁氏一生之大误,亦莫甚于为帝。小言之,则有背盟之咎;大言之,则有叛国之愈。”五、对自己的构思、布局、笔法、见解等自夸自赞,如《前汉通俗演义》第1回痛斥秦始皇为“绝对专制”,而称“集思广益,依从舆论,好民所好,恶民所恶”的“圣帝明王”为“开明专制”,夹评云:“声大而阂。”至于“别具只眼”、“眼光四射”、“插入此段,包含无数笔墨”、“摹写有致”、“用虚写法,比实写大有神采”之类的评语,更多处可见。总之,种种批注,都有助于读者理解正文、弄清历史,是和进行“通俗教育”的写作宗旨一致的。
蔡东藩是一位热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部《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在许多地方体现了反对专制、反对割据、反对内证、反对外来侵略和爱国、爱民、爱民主的思想。
这部用章回小说体裁写成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不是像《三国演义》那样创造了一系列艺术形象的文学作品,而是史实力求确凿的通俗历史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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