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良修眼珠乱转，胸口不免有些心慌。他不确定是百里燕托大诈他，还是说的实话。如果是实话，梁国要价未免太狠了。
稍作思考，他说道：
“永兴侯爷难道毫无对策？”
“正因束手无策，这才将两位先生请来。”话锋一转，百里燕看向宗伯泰：“宗伯先生，此事可良策有助本侯破此难局？”
“怕是不易。天子历来为中原共主，金雪狄通商理应向天子递交国书，偏偏却向咸国通商，天子定是怀恨在心。此番博源君张嘴索利，既是唯利是图，也是天子有意刁难，各国诸侯心知肚明，正愁找不到藉口向我发难，此事甚是难解，安陵贤弟以为呢？”
“天子搅合之事从无善果，而且此番是三难之选，既要满足天子心意，还要令诸侯满意，最重要的是我咸国不能吃亏，天下岂有此等好事。
正如侯爷所说，即便我咸国不做这笔生意，各国诸侯也未必能满意。”
“贤弟说的是。”
赵安陵、宗伯泰一唱一和，由于他二人同是刚来，未见过百里燕，公良修倒也不曾看出他二人是在敷衍。这时百里燕接过话说：
“两位先生均无良策，公良兄可有计策破之？”
“这……”
公良修欲言又止隐有难色，百里燕忙说道：
“公良兄若是有难言之隐，不妨说来诸位一听，众人集思广益或许能有破解之道未必不可。”
“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就当下而言，症结在于穆尼想要草药后交易货物，诸侯想先交易货物，后交易草药，此乃其一。其二各国诸侯所产货物多有重叠，尤以布匹、丝织物、瓷器、皮货、山货为甚，其中丝织物尤贵，为各国竞相逐利之物，其次是布匹。
我本打算各诸侯拿出各自货物，定例总额与各家份额，而后与穆尼交易。由于各国总额必大于穆尼所求，因而各国按各自份额与穆尼交易，如此倒也算得上公平。而今梁国便要分去一成五分的利，此法便行不通了。”
公良修的办法是以产量总额占比，定诸侯交易份额占比，既所有诸侯拿出就每一种单一货物的最大量相加，诸侯所出货物的最大量占总量的多少，就是与最终出货的比例。
但穆尼的采购不可能大于中原的供货量，由此各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占比向穆尼供货。
假设咸国能拿出五百万匹棉布，其他诸侯国供应七百万匹棉布，中原总量一千两百万匹，咸国占百分之四十一，但穆尼只需要四百万匹布，咸国最终卖出的棉布将是一百六十五万匹。
此法的好处是各国产能短时内相对恒定，国内市场保有库存总额相对不变，最终能提供货物不会因为追加的产能和库存而产生巨大变数。
但穆尼购买力是有限的，就此根据各自产能所占的比例与穆尼交易，就市场的本质而言，生产力决定市场供应的关系，至少还算基本的合理公平。
而且咸国不少商品占能占中原过半以上，拥有绝对主导地位，无疑是最大受益者，志国作为棉、麻、铁、铜、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供应国，咸国销货越多，其供应的基础原料越多，可谓是咸国吃肉志国喝汤，晋国当然也不例外，
而志国同时也能以份额制出售数量可观的货物，换得金银，总体而言这个方案是对咸、志、晋、长孙以及小国较为有利的方案，由于是份额制，适当保障了小国固有的利益，而长孙又是次级丝织品的生产大国，份额制同样能得到其支持。
但问题是参与交易的对象是诸侯国，诸侯考虑的并非完全的商业利益，而是政治、军事利益，更多的钱，意味着更多的国力。
商人可以通过经营性的恶劣行为挤垮对手，但仅限于经济上的行动，不可能通过全面的武装掠夺攫取对手的利益。而份额制对商人的约束力更强，毕竟有了固定的份额，就有了固定的收益。
而国家是以统治为目的，谁还能嫌手里的钱多。
公良修的份额之高明，就高明在通盘考虑了各方得失，在满足多数诸侯国利益的前提下摆平了多数国家，但唯独损害了卫国、梁国的利益。
梁国国小但生产力很大，但严重依赖于孙国、徐国的内陆基础原料。孙国沦为附庸之后，孙国土地被分，徐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至今还没缓过气来。
因此梁国的供应链从孙国、徐国变为卫国。
当然，其实也能从志国、晋国进口棉麻等，但成本却要高得多，因为卫国实行的是奴隶制，志国、晋国是旧贵族奴隶制，奴隶已非普遍现象。
而奴隶只管饭，是不需要工钱的，因此卫国的人力成本更低，志国、晋国的人力成本高得多，加之路途较远，中间需要过境多国，沿途的关税积累较高，从志国、晋国进口大宗商品并不划算。
至于卫国，历来忽视生产力建设，尤其是奴隶制的束缚无法从根本解放生产力，刺激劳动积极性，商品产能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多数商品占不到很大份额。
在市场份额狭小，而买方总额有限情况下，卫国的若不能尽可能出空手头的货物，势必失去一次大额交易的机会，因此份额制下必然将卫国激怒。
卫国、梁国均不满意，矛头将直指获利最大的咸国，志国、晋国届时闷声发财，高挂事不关己，到时候火拼的就是卫、咸两国。
份额制看似公平咸国得利，实则今天吃下去明天就得吐出来，真正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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