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去铲泥吧。马林西站在沟底，一米七四个头的他，居然看不见地面，他挖起一铲淤泥，准备放进沟口的粪桶，没等碰到粪桶就全滑落到自己身上了，立刻成了泥人儿。他赶忙到另一条水沟里洗把澡，爬上岸，继续担泥，这是惟一的选择。
起初挑几担还可以，因为距离坑口近，马林西牙一咬，眼一闭，嘴里咕哝着：“妈的。”使出吃奶的劲，总算站了起来。
再往后，气力就不支了，硬撑着站起来，两眼发黑，走得歪歪扭扭，双脚直打飘。走几步，放下来，歇一会儿，喘口气，抹把汗，再挑起来继续一步一步往前挪。捱到坑口，连倒的力气都没有了。有几次，粪桶也抓不住，连泥带桶，一骨碌都滚进了齐腰深的河泥塘里，马林西不得不咬着牙，赤条条下去把脏兮兮的粪桶拖上来，一屁股坐在坑口，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
马林西怕别人看见骂他没出息，什么男子汉啊，挑两桶泥还哭鼻子，女人哪，一点x脸都不要。于是，他假装擦汗，抬起胳膊，用手腕抹去满是泥浆的脸庞。其实这个时候，脸上早已分不清是泪水还是汗水了。低头往下看，汗水在胸前已形成几条黑乎乎的小溪。
天热得像蒸笼似的，树梢的叶子一点儿也不动，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太阳高高地挂着天边，似乎被什么东西顶住了一般，纹丝不动。
好不容易捱到下工，回到家，马林西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一般，一抹一把盐霜，肩膀疼得不能碰，热辣辣的难受，伸手一摸，我的妈呀，一块油皮粘在指尖，破了，似烙铁碰了般难受。晚饭后，尽管屋子里闷得透不过气来，马林西因为太累，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马林西依然如故地上工。肩头垫了条毛巾，总算一担一担，一天，一天，把整个夏季都熬了过来，磨去的嫩皮，长出了厚厚的茧子，饭量大增，皮肤晒得黑亮黑亮的。身上的力气也比刚从学校回来时强多了。虽说累，也无聊，但没有当初那么难熬了。
马林西分在男劳力组里劳动，完成的劳动量也不比其他人少哪里去，可工分却不能拿别人那么多。大寨式记工，正常的标准是整男劳力出满勤，每天记十个工分，十个工分计算为一个劳动日。早工记两分工，上午和下午各记四分工，打夜工时，按杂工计算，根据时间长短，可以加记两三个工分不等。记多少，只有尧队长说了才算数，记工员只记载出勤情况。
女整劳力出满勤，记八个工分。半劳力减半。初高中毕业的学生，未满二十岁的，不管是谁，都属于半劳力。从学校里回来的那几个月，相当于入厂的新工人见习吧，有时还拿不到半劳力的工分定额。
马林西这年十九岁，高中刚毕业，算半个男劳力，应该拿五个工分一天，由于刚出校门，资格还不够，减一个工分。就是说，马林西一天出满勤，跟其他男劳力干一样的重活，有时甚至干得比别人还多，轻活、巧活、杂活也轮不到他头上，可是，工分只能拿四分。
马林西看着工分本上的工分栏里记满了四分，气就不打一处来：“凭什么同工不同酬啊？”他找到尧队长论理。
尧队长朝马林西眼一瞪，抹了一把清水鼻涕，顺手朝屁股后面裤子上一揩，说：“就这个规矩。”说完，鼻子里呼啦一响，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邻居张林生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我四分工拿了三年，三分半工还拿过的哩。”
马林西知道说理是没有用的。心里想，慢慢熬吧，妈的，过了年，我二十岁，不算整劳力也算是半劳力了，再也不拿四分工了。
第三节誓师动员大会
很快，时间到了年底。元旦过后，本应是农闲的时候，公社里却下了通知，说是搞农田水利工程，高陵生产大队的任务是与其它六个生产大队开挖三星港。为此，大队里还开了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动员，声势浩大。
上河工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年中最最重要的农活了。因此，从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都非常重视，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誓师动员。
这是马林西回到家乡务农以后参加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会议，也是一次级别最高的会议。
天刚麻花亮，大队部的高音喇叭就响了，各家各户的小广播跟着响了起来，先是一遍一遍地放唱片，那些歌曲、音乐人人会哼、个个能唱，除了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唱段，还有二胡独奏《赛马》，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节奏明快，旋律高吭，给人以振奋和力量。
半小时后，喇叭里传来吹话筒的声音：“夫——，夫——。喂，喂。”这是大队通信员程万余在喊话呢：“各家各户注意啦，快点到生产队场头集中，上大队部开会。西界、新陵，你们抓紧时间，有的生产队已经到了……”大队通信员是个工作轻闲报酬不低的岗位。程万余是五十年代末响应政府号召从省城市政建设部门的下放职工回乡的职工，也许是出于照顾，也许是他八面玲珑，轮到做社会上美差。除了到各个生产队送口头通知或是公社送来的书面通知外，他身兼多职，当炊事员，每天值班睡在在队部，还兼职管理和使用大队的扩音设备。
西界、新陵两个生产队离大队部最远，一个在大队部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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