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峥执意改变这种观念，首先就得打破富户、大户、商人对土地的依赖，在气昔日千万亩良田一朝被退的情况下，那么意味着没了坐享其成的资格，同时也打破了地主，富户豪门这种界限，更大的意义在于，告诉苏州的商贾，田地再多也有收回的一天，真正的富家翁还不如自己实实在在多买卖来得实在。其二，富户、大户经过多年吃地租，其手中资本相对比寻常商家还要雄厚一些，在没了土地这座金矿时，不得不谋取新的出路，而在获取财富上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一点杨峥有充分的自信，随着工商业的突出表现，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富商大贾，其地位更是显赫，从而社会上鄙视商贾的因袭传统观念开始有所动摇。北宋官吏从事经商活动，以牟取利益者颇不乏人。《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云：“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足证其时官员们借往返京师的机会，贩运商货，以牟利益。此外，甚至连道士、尼姑亦有从事于商业活动的。同书同卷“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条说：“出梁门西去，街北建隆观，观内东廊于道士卖齿药，都人用之。”又如“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也说到寺内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之类”。这些都是北宋商人地位提高后，社会上鄙视商贾的传统思想开始动摇的明证。明朝虽不至于这么疯狂，但各地的商帮兴起，无疑是给了大明商业注入了一种活力，不少地方大商人资本兴起的时候，曾引起地主阶级的惊慌，不断发出“末富居多，本富尽少”的慨叹和“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责难。同时，商人以“致富皆在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力”，有“不置土田”，“不殖产”，“江南大贾强半无田”的倾向。这种良好的风气，无疑给了苏州从小农经济转入上商品经济提供了便利，只要引导得好，未必不行。其三，商品经济的好处。与小农经济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相比，商品经济则是快，价值凸显明显，因为在商品经济中其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和消费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分都要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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