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但今日却食之无味了，他的那双目光盯着杨峥，想看个明白，眼前的这局面，傻子都能看出来不是什么好牌面，如今王振仗着小皇帝信任，一手握着司礼监，一手握着东厂，权势地位都到了顶峰，其猖狂程度不亚于当年的权臣胡惟庸。这样的一个强夯的敌人就在身旁，身为当朝首辅本该忧心才是正道，他实在不明白杨峥这个时候为何还能笑得出来。
他与杨峥身旁多年，自然看得出来那淡淡的笑容，渗透骨子里的得意，并非是刻意伪装出来的，那是实实在在的高兴，而这就是他心头感到最奇怪的地方，谁都看得出眼前的局面以杨峥为首的文官集团并无多大的胜算，王振固然是一个没有长远眼光的太监，但其地位权势甚至拥有的人脉在京城这座皇宫里并不输给内阁首辅，而且身为皇上的老师就等于拥有了一把尚方宝剑，只要皇帝一如既往的对王振信任有加，即便是王振做的坏事再多百官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这一点上他相信不光是他，整座北京城的大小官员都看得清清楚楚，也正是看得清楚才对眼前杨峥的举动感到越发的好奇。
他心头实在很想问问杨峥，你的这份从骨子里透出的自信到底从哪儿来？是盲目的自信，还是已经有计较后的自信。
但多年的官场生涯告诉他，什么该问，什么该说，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问的，不该知道的，不该说的，哪怕这个人是自己最信任的人一样做到不问不说不知。
他能立足锦衣卫多年，凭借的不就是这一点么。
所以他什么也没问，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他相信杨峥一定会告诉他这份自信到底从何而来。
杨峥自然不知自己微微露出的一丝笑意引起了高航如此多的心思，他的笑容固然有官场上养成的习惯，但也不是没有哪点自信在里面。
这份自信如高航的看法一样并非是刻意伪装出来，而是实实在在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通过今日小皇帝在京城外展现的愤怒的模样来看，他引导的效果显然是好的，虽说没有达到让皇帝对王振愤怒的地步，但凡是从细节上把握，一个人再信任他人，也抵不住另一个人长年累月的诋毁，更何况王振所作所为根本用不着他去诋毁，无论是排除异己，还是插手商业以权谋私，还是打着皇帝的名义干预科举，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根本用不着他如何去安排。
这些自是能引起小皇帝内心的波澜，这把火的苗子算是种下了，缺的是怎样去引导这把火而言，换句话说有了这把火在，他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从根本上说，这场火苗的存在，让他与王振的状况反了过来，这就好像两个高明的剑客，一个攻一个守，本来旗鼓相当，可一旦守的那个反过来攻，那么局面就会打破，至于谁赢谁输，那还得凭各自的手段。
如果王振能趁机把握机会老老实实，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那么以小皇帝对他的信任与感情上说，王振还是昔日的王振，他就算再刻意安排小皇帝微服私访都无济于事，在这座紫禁城里做官没有什么比一个皇帝对一个臣子的信任更让人沮丧的神情，但王振却没有收敛，竟胆大到私自定制了龙袍。
作为帝王无论是哪一朝那一代都不轻松，为了打理江山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祭祀、征战、宗庙、邦交、赈灾、治水、刑狱、赋税、营建、科举、宗教、平衡官员，协调各方面的实力，管理子孙，甚至是身边的小人都需要消耗他们的体力与精神，所以很多时候皇帝都极少去理会礼仪、服饰这种无关紧要的小事。唐宋两朝都是如此，因此这两朝的皇帝活得要比明朝的皇帝自在得多。
但大明是一个例外。
开国皇帝朱元璋来自民间，充沛的精力让他有过多的时间去打理江山的同时，还能坚固其他，在旁人看来，礼仪、服饰这种小事，他却当作了大事来处理。
自登基后他不仅出色的完成历代皇帝的本职工作，还以一己之力为大明帝国的子孙万民制定了一套规矩，事无巨细，包罗万象，试图让大明从上到下都循规蹈矩，井井有条。而这些规矩当中，礼仪与服饰是首当其中。
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礼部尚书李源名等人，讨论臣民们的袖子该有多长。最后议决，文官“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口九寸”，所穿袍服长短是“去地一寸”，庶民袖长是“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衣长去地五寸”。对于军官与士兵，则另制定具体规定。
洪武三十年，他又关意臣民们的鞋子，规定庶人不许穿靴，北方苦寒之地则有所宽松。至于什么人可戴遮阳帽或斗笠，也都有明确的指示。
在他执政的三十一年中，对服饰制度进行了十几次定制、修订和增补，密度之频繁开历代皇帝之最，这种服饰制度主要规定哪个等级的人可以穿哪种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佩戴怎样的饰品，哪个等级的人，不能穿什么颜色、质地和样式的服装，也不能佩戴什么样的饰品。这些规定极为复杂琐碎，比如老百姓穿的长袍，离地面要有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宽一尺，袖口宽五寸等。而违反他的服饰制度是要受重处的。
朱元璋在位时，曾经有一群军汉当街踢球玩乐，出汗后就把裤腿挽起来，结果一挽裤腿就“违制”了，接着一群公差上来，把这群军汉抓走，不久后宣判，所有挽裤腿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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