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的手臂虽然尚未康复，但还是提笔亲自给紫菱写了回信，在信中薛林解释了前段时间发生的恩恩怨怨，但已经处理完毕，同时说明自己受了些小伤，但已经无碍，最后再次对紫菱表示想念。
薛林知道这么做是没有对紫菱坦诚相待，但眼下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钱壮找到王亚樵后，转达了薛林的想法，王亚樵面露难色，“这谢持刚刚离开上海，要想行动只能令寻机会。”
蒋介石这前前后后是异常忙碌，因为薛林的搅局，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在来上海前，本来计划一月开的会，变成了四月开，二月就要请来的人，到现在还没来。
早在薛林遇刺前，蒋介石就从广州招来了为了进行反共策划，他首先从广州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陈果夫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
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曾任中央宣传部长，孙中山逝世后，他即积极推动开展一个“自异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赤运动”。
1925年5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安里设立了一个“戴季陶办事处”，专门从事反共著作，先后炮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的“孔孙道统”，妄图用孔孟之道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阉割其革命内容。戴季陶主义一出笼，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蒋到上海后，立即电邀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反共事宜。
吴铁城，曾任广州公安局局长，也是一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表示可“以我公安局现有特别户籍的登记材料，即行逮捕首要的共…产…党员十数人，而后，用一艘轮船将彼等运往中山县附近一小岛，或送往上海。至次要分子暂行予以拘禁”。蒋表示“考虑再说”。中山舰事件后，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假意将他撤职。为了实行反共，蒋介石特邀他来上海，不久，就派他去日本联络。
蒋介石招来的另一个，是在天津隐居的黄郛，黄郛因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革命政策，去了北京，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并一度代理过内阁总理。蒋介石进驻南昌后，两次去信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亲去天津相请。
被蒋介石称为“良师”的张静江和陈果夫等人，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上海。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二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他是个跛子，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北伐期间由他代理。他利用职权，伙同组织部长陈果夫，积极准备强行解散了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市党部，并向各地安插亲信，进行窃权活动。同时对广东的工农运动大肆镇压，残杀农会干部，派流氓烧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糜集上海，在蒋介石周围形成了一个反动的核心。这些人开始进行密谋策划。密谈数日，主要由黄郛献计，决定如下：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薛林自从回到军营后就不断打探消息，当得知戴季陶、吴铁城、陈果夫等人都已经来到上海，并且开始四处活动的消息后，薛林气的几天吃不下饭。
“薛林，现在右派势力一手遮天，蒋总司令也与我们疏远了，国共合作就这么……。”说到此钱壮也有些不甘心。
“现在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尽快保护左派人士了。”薛林知道眼下的形势已经不是自己能控制的了。
形势越来越紧迫，蒋介石首先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展开了攻击，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说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的顾问职务。他又公开提出了驱逐鲍罗廷。
薛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薛林分析蒋介石集中全力攻击鲍罗廷，原因有二：一是他“感觉到除鲍罗廷以外，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皆是些政治上的无能之辈（此时还处于宁汉分裂状态）。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不能取得支配地位”；二是他力图把他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只对某个人不满，借以掩盖其反苏的真正目的。
当时，有人指责蒋介石“疏俄亲日”。对此，蒋介石一面表示：“联俄政策，为总理所遗留，目前虽有其代表日久骄纵，对本党领袖多方压迫，但中正认此为其个人之行动，与苏联以平等待我之精神，不相牵涉，无论其个人态度如何，吾人对于苏联，决不改向日之关系。”但蒋介石一面又对人说：“为什么要联合苏俄，苏俄既不放弃以平等之精神待我，我们何必要执行联俄政策。不仅日本，无论哪一国，如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联合，我们联合苏俄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完全立在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之意义上头，所以就要联合苏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反对他们，这一句话我早已讲过的。”
薛林听到蒋介石的这番话后，无奈的叹了口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虚伪的政治家。”
对于共…产…党，蒋介石的话越发的严厉，在军队公开会议上蒋介石说道：“我在广州时，对共…产…党的行动，时刻留心。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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