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换衣服时碰到了房东老太太在后花园里享受阳光，我走过去跟她打招呼，那是位五六十岁的夫人，叫杜丽斯，不过她还有个称呼叫“安德烈”，那是她前夫的名字。
据说二十多年前，身为记者的安德烈去了趟南美洲出差，在那里他遇见一个女孩儿，发生了关系。回到伦敦后，安德烈本想瞒住这件事情，可比二十九岁的安德烈小十岁的女孩儿并不愿意做一个秘密情人，更何况她怀了孩子，于是三番五次的打电话要求他离婚。那段时间里，年轻的安德烈事业正处于鼎盛时期，他的文章经常登在《纽约客》《泰晤士报》等国际知名报刊上。女孩从没想过后果，直到出轨的事情被爆出，离婚的消息被捅出，她才后悔，而两个人只能捆在一起行走之后的路。
杜丽斯夫人比安德烈小几个月，却拥有比他更多的成熟与远虑。在事业鼎盛时期的这一年半里，安德烈只在家待过十天，其余的时间里都在满世界的跑新闻、写文章、采访。杜丽斯夫人知道他的心太浪，收不回来了，而渴望拥有安稳生活的她在有了南美情缘这件事情后，即便痛着心也只能选择离婚。
就这样，一段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情，一共二十五年又三个月的光阴，终于落下了帷幕。
二婚之后，安德烈的记者身份似乎总是遭到同行们的排挤，《纽约客》也鲜少再向他发出邀请，安德烈只好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分享他在满世界跑新闻时的所见所闻，并为一些旅行杂志写游记与介绍。
青山未改，绿水依旧在流，恍惚之间又过去了二十五年的光阴。
五十多岁的杜丽斯夫人患了眼疾，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住在楼下的她每半个月都会来敲一次我的门，然后递上一封信，让我读给她听。
就像此刻，坐在花园里，我会为她倒上一杯开水，然后坐在她的旁边，替她念起安德烈先生寄来的信。
杜丽斯夫人说，她们早年断了联系，直到去年安德烈生了病，久卧床中，慢慢开始通过写信来与她恢复了联系。他时常提到年轻的时候两人在法国和基辅的情景，可不论他怎么说，杜丽斯太太都坚持没回信。
念完后，杜丽斯夫人总是会笑一笑，即便我提出帮她代写，她也拒绝。
“夫人，这有什么不可回的，他妻子都病逝了，您既然愿意接受来信，说明您还在意他；您一直用安德烈自称，那说明您还爱他，那你们大可重新在一起。”
我总会提出这个幼稚的想法来撺掇杜丽斯夫人。
而她总是摇摇头，什么都不肯解释，接着将面前的开始喝完，平和的笑。
“hua，你快好了吗？”jay过来看我，肯定是等烦了。
“马上。”我回头对他讲。
“那我先走了，您要帮忙来找我。”我诚恳的讲。
晚上我喝了不少tequila，jay送我回去的时候，我抱着他不肯放手，受傍晚时杜丽斯太太的影响，一路上我都在问他会不会一直爱我。
宿醉的下场就是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教授讲的英文全变成了火星文，我左耳进右耳出，白无无的度过了一个上午。下课后爱丽丝及将自己的蜂蜜水拿给我喝，我摁了摁太阳穴缓解了十来分钟，才离开教室。
“hua，你该换种生活方式，少去酒吧。”爱丽丝语重心长的告诉我，教导我的样子就像远隔重洋的我的母亲。
“亲爱的，这世界上最吸引我的东西只有两样，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男人。”
下课后我独自一个人走到了海德公园，走到腰酸腿痛再也走不动了，才想到打车过去。
海德公园很大，人群稀松，我坐在湖边，地上的草已经发黄不见盎然生机，手机铃声响了，来电显示是父亲。我不想接，心烦之下直接将它调至关机扔在了一边。
我只穿着件薄款的卡其色风衣，在夜晚来临后，公园的风变的有些大，我冷的哆嗦，抱着自个儿双臂狼狈的离开，躲进了附近的一家中餐馆。
英国人对中餐并不怎么热爱，即便是饭点了，菜馆里也冷冷清清，还有乱飞的苍蝇在餐桌上嗡嗡叫着。老板娘垂头丧气的坐在收银的柜台后，餐馆里没有放歌，偶尔有几个字母单调的徘徊在空气之中。
我想吃沙茶面，但这里没有，想吃蛤蜊，可是也没有。只有小虾和没有蟹黄的螃蟹，无奈之下我点了份最简单的蛋炒饭。
老板娘往后厨叫了一声，里面的男人用中文应了一下便开始制作，我猜这也许是她的老公。
五分钟后蛋炒饭就上来了，白色的米饭、黄色的蛋末、红色的胡萝卜丁，加上绿色的葱花，看起来虽没什么食欲，但饥饿的我还是吃光了一整盘。
回家的路上我都隐隐有些不安，觉得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可是理智一想，我那个家能出什么事情，父亲权势那么大，别人别出事就不错了。
尽管如此想着安慰自己，可还是有些不放心。虽然同班的许多同学都觉得我平时话少，总是一副清高又冷漠的样子，可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心是热的，只是不在他们的面前表现出来而已。
因为隔着时差，等到父母来电已经是下午的事情了，原来只是我的妹妹谢艺安要满十八周岁了，他们希望我回去参加她的成人礼。
“有课，脱不开身。”我这样敷衍的发了条短信过去。
我又发了条短信给jay：“你会离开我吗？”
“不会啊。我会一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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