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秦朝灭亡后，天下大乱，匈奴伺机南下，抢夺了大量地盘，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在名著《统一与分裂》中写道：
“匈奴向西占据了黄河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
从地图上来看，匈奴已经严重威胁到汉朝的安全。于是刚夺取天下的刘邦，率30万人出击，结果在今天的山西北部，被匈奴大军围困了七天七夜。
受此惊吓，汉朝此后只得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将皇族女子冒充公主嫁给单于，但匈奴并不满足，时时侵扰，烧杀掳掠。
汉朝足足忍了70年。直至汉武帝忍无可忍，出手了，卫青和霍去病是他的两记铁拳，先一拳，打得满脸开花，踉跄后退，后一拳更狠，雷霆万钧。
漠北之战后，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为打通西域道路奠定了基础。匈奴为此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如果能够用快进键来看2100多年前亚洲的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壮丽的一幕：在亚洲的腹地，匈奴潮水般退去，大地如同洪水过后，恢复生机，簇簇花开，汩汩泉涌，商旅开始往来，驼铃开始悠扬。
“不断的进贡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也显出政治上的软弱。所以汉帝国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匈奴的纠缠。
首先是夺取河西走廊，控制农业富庶的西域地区，接着经过近十年的多次征战（结束于公元前119年），将游牧民族赶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
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尔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为一条横跨大陆的交流通道打开了大门——‘丝绸之路’就此诞生。”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如此写道。
是的，我们今天说起丝绸之路，总会想起张骞，但不能忘了霍去病。
有趣的是，霍去病与张骞还一起打过仗，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走一路，张骞与历史上著名的“飞将军李广”走一路。结果，只有霍去病大捷，李广冒进，被匈奴包围，死伤惨重，张骞救援来迟，犯下行军滞留而延误军机的罪过，被判为死刑。
张骞当时因出使西域之功，被封为博望侯，交了赎金，爵位被免，成为平民百姓。公孙敖因为迷路，没能与霍去病会合，结果跟张骞一样，被判为死刑，交了赎金，削爵为民。
连最熟悉地形的张骞都迷了路，不得不佩服霍去病的精准定位啊。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持续了许多年，汉朝名将辈出，连获胜利，而匈奴大势已去，只能一路向西。
公元160年左右，匈奴来到位于中亚的锡尔河流域，古称“康居”的国家，随后又离开了，从此消失于历史记载，直到公元260年左右，他们出现在亚洲的另一端，顿河以东的阿兰国。
他们在此恢复雄风，开始西征欧洲，“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人，不知道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骤然来临”（阿密阿那斯?玛西里那斯《历史》），引发了改变欧洲历史命运的多米诺式的族群迁徙，“蛮族”被更野蛮的匈奴人驱赶，把罗马帝国搅得支离破碎。
《走向陌生的地方——内陆欧亚移民史话》一书中写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耳曼人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他们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历史的消失，带来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的开始。”
这就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公元476年，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被废黜，如果能够穿越，他会不会哀怨地跟霍去病抱怨：“600年前，你干嘛把匈奴打得那么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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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民族，大多是在与强敌的殊死搏斗中诞生或崛起的。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奠定了“汉人”这个词。也正是在汉代，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强烈的国家意识，有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与国家责任感。“汉人”“汉族”“汉语”“汉字”……一直延续至今，流淌着无穷的自信与自豪。
今天回溯历史，可以说，是汉匈之战，影响了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而汉朝人的集体性格与气质，又帮助汉朝取得了对匈奴辉煌的胜利。
辉煌，来自于艰难。要知道，这是历史上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少有的压倒性的胜利，而且是打出长城去，以游牧民族最擅长的骑兵作战方式，在游牧民族最熟悉的草原地带，打败了游牧民族。
匈奴是个马背民族，骑兵极其剽悍。西汉初年，晁错曾说：如果下马以剑相搏，强悍的匈奴人绝非汉人对手。但霍去病华丽丽地以骑兵对骑兵，最终打败了匈奴人，打败、打垮、打服。说起“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人也是服气的。
在卫青、霍去病之前，匈奴还是一个可怕的强国，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南抵长城，北达贝加尔湖，乃欧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汉朝人从卫青霍去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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