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程云发也只好梗着脖子坐下来，双手在桌子下面不住地颤抖着。他觉得自己现在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但他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
何俊杰继续说：“各位，我在这里听着，在保护伤员这个事上，我们好像并没有什么错漏，是不是？只不过我们都没有想到，共党会采用这么刁钻的办法把人带走。但好在，他们带走的并不是真伤员。”
赵明贵也说：“俊杰说的对。左少的做法没错，确实应该掉换伤员。否则，我们会连伤员也丢了，那就更糟糕了。”
程云发很不服气，大声说：“她要掉换伤员，为什么早不掉换，偏偏在那个时候掉换，什么意思？”
赵明贵笑着说：“老程，你应该知道，共党是多么狡猾。你要是掉换早了，可能会被他们察觉。他们就不是从三〇五号房间下来，而是从三〇八号房间下来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是呀，是呀，明贵说的对。”何俊杰说，“在保护伤员这一点上，我们没有问题。我只是有一点奇怪，共党带走伤员后，已经回到联络点里了。各位注意一点，他们是从前门进去的。但他们为什么要撤呢，并且是走密道出去的。为什么？”
会议室里一阵沉静，所有的人都在思索着。
右少卿发了一声冷笑，“送给他们一个假的，他们能不撤吗？”
左少卿猛地扭回头，盯着她，厉声说：“你什么意思？”右少卿的这句话，恰恰戳在她心里的痛处。在整个行动过程中，这是唯一可能被人识破的地方。“你是说，我不该掉换伤员吗？让共党把伤员也带走？”
左少卿这个反击，别人没法回答。这实际上是个两难选择，不掉换伤员，则伤员一定会被共党带走。掉换伤员，则可能引起共党的警觉。问题还在于这次行动的重点是什么，不正是保护伤员吗？
右少卿立刻就想明白了这一点，只好说：“你不用瞪着我，我就是提这么个问题。”
左少卿一步也不让，“提问题可以，但你要先想清楚，我们的重点是什么！”
叶公瑾此时也听明白了，左少卿没有做错任何事。保住伤员是最重要的事。这样，调查也进行不下去了。
叶公瑾平静地说：“左少倒也说的对，保住伤员是我们的第一目标。伤员没丢，我们的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了。至于共党联络点的事，这也是左少先发现的。这件事，我们以后还会调查。各位还可以再考虑一下，有问题，我们随时摆在桌面上讨论。”
叶公瑾说完挥挥手，工作会就这样结束了。
但叶公瑾还有些不甘心。他留下赵明贵和何俊杰，又把这次行动从头到尾捋了一遍。其间，又把程云发叫来，核实了所有细节。正如他在会上说的，没有找到左少卿的任何毛病。
叶公瑾最后说：“这件事就这样吧。但对左少的监视，一刻也不能放松，这事云发和明贵继续负责。另外，下午把伤员送到中央医院，云发，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程云发见叶公瑾这么叮嘱他，嘴上说一定小心，心里却有些不服气，难道他连这么点小事也做不好吗？
偏偏在他运送伤员时，出了大事。
他哪里知道，杜自远坐在敬业银行里，也正为此事细细筹划。
杜自远是山东青岛人。父亲是日商纱厂的工人。
一九二九年七月，青岛工人为反抗日商的压迫盘剥和国民党的统治，举行了全市性大罢工。罢工以日商各纱厂、丝厂、木厂、火柴厂、油坊的工人为主，人数超过两万，为时持续半年，史称“青岛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父亲是反抗日商压迫的骨干，地下党员。杜自远从十五岁起，就协助父亲做地下工作。他十八岁时，由于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开始是在武汉读书。书读不下去了，便直接投奔了新四军。
由于他有地下工作的经历，直接进入新四军敌工部工作。一九四一年，杜自远任敌工部侦察科科长时，奉命与落凤岭武凤英武装接触，并最终将其改编为“皖赣山区游击支队”。一九四五年年底，他离开落凤岭，先去了在山西定襄县的华北局情报部工作，后调到南京从事地下工作。
杜自远坐在敬业银行办公室里，紧皱着眉头。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经验非常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但他现在却感到困惑和不安。
他察觉到自己遇到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对手。他刚刚安排好医院，就被对方察觉。伤员刚进入医院，紧跟着特务也进了医院。他准备在夜里带走伤员，特务就已经在医院里设伏。仅仅因为他选择的途径极为隐蔽，行动极为小心，任务才算成功。
但是，他带走的伤员却是一个假的。最糟糕的，是他的应急点被特务发现。他们刚刚撤离，特务们就赶到了。如果不是那个假伤员，他们都会被捕。
但是，以他长期做地下工作的眼光来看，特务们犯的错误也同样严重。特务们公开守住医院大门，这是对他的警告。特务们发现了他的应急点，却没有立刻采取抓捕行动。这是疏忽还是有意？他一时还不能确定。
他接到医院里同志的报告，为首的是一个女特务，极其机警狡猾。但她却对医生说：“明天下午，我们要带走伤员。”正是这句话，虽然是至关重要的情报，却让杜自远此时陷入在犹豫之中。
这是一个圈套吗？伤员还在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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