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跆拳道馆的规定，当然，也是根据跆拳道的“精神”，我们每天下课之后必须留下两个学员帮教练做收练功服、皮靶子和清理场地、关窗户等等工作。对于我们这群入道不久道行不深的新人来说，这是件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苦差事。可这苦差事轮到我的这天，却使我意外地发现这居然是一个可以和安心“套辞”的最自然的机会，因为我们收好东西以后要一一交付给她，交付给她的时候我便有意磨蹭，特别认真负责似的。安心只是专心清点、整理，然后分门别类地把那些东西装进柜子。动作小心而又麻利，半天了都没有抬头正面看我一眼。我竭力表现得殷勤友好，什么事都抢着帮她做，但似乎没起到什么效果，连个正眼的交流都没有捞到。
于是我又开始故意挑剔她：“嘿，这东西是放这儿吗，不对吧?”
她倒是一脸认真地解释：“是啊，是放这儿。”
“那这个呢?”
“这个也放这儿，我来吧。”
“我来我来。”
收完东西之后，我又眼里有活儿地帮她归置了一下这间零乱的储藏室，这时她的反应有些不同了，抬头留意地看了我一下，大概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热心勤快热爱劳动的优秀青年吧。
她终于主动开口问我话了：“你是学生吧?”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然后不失时机地延伸了话题，“你呢，你不是北京人吧?”
她没答，却反问：“能看出来吗?”
应该说，她说话的措词和口音，并没有太多的外地腔。可如果一个北京女孩儿长得像她这么精致，谁会到这个地方来当杂工呢。这个论据当然是不能说给她听的，说了就不礼貌了。我岔开话头，说：“你叫安心对吧?”
女孩儿有点惊讶，那表情甚至可以说，有几分警觉，她问：“你怎么知道?”
“咳，听人说的呗。”
“听谁说的，你身边有人认识我?”
“没有，我听张大爷说的。”
张大爷是京师体校守夜看门的临时工。在这儿，大概只有张大爷跟安心相熟。
“张大爷?”安心疑惑地做思索状。在我看来，那副思索的表情和疑惑的声音，都是天真无邪的，她的眉头微皱，嘴半张着，有如孩童一般的幼稚。她的每个动作，每个姿势，似乎都能让人心里一动。
我再次绕开话题：“你就住体校里吧，那你每天在哪儿吃饭呀?”
“我自己做，我有个煤油炉。”
我停了一下，突然说：“晚上请你吃饭怎么样，吃过北京烤鸭吗?”
安心笑一下，我发觉这个笑突然变成了一种很成熟很老练的笑，她说：“对不起，晚上我有事呢。”
我本想叮问一句：那你什么时候有空?但没有开口，因为那样多少就有点死缠烂打的味道了，说不定会让她感觉不好，感觉不好就欲速则不达了。
我放长线钓大鱼地结束了和她的闲聊，主动和她告了辞。从跆拳道馆出来，刘明浩还在等我，他车坏了要搭我的车。上了车就问：“套得怎么样啊，我估计那妞准是不搭理你。”
我撑着面子：“谁说的。”
刘明浩诡笑：“我说的。”
我说：“你别嫉妒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刘明浩半信半疑：“没请她出来吃顿饭?”
我说：“哪有这么急的，你也太没档次了。”
刘明浩几乎笑出了声：“行行，你丫有档次，你就慢工出细活儿悠着来吧。”
看来这事是得悠着来。接下来的一周，我又间隔着向安心发出了两次邀请，每次都找了个合适的由头，话经过预先编排，也说得挺自然，但都被安心既简单又坚决地回绝了——对不起，我今晚有事。她的“今晚有事”虽然语气表情上还算委婉，但说得不假思索让我相当下不来台。在女孩子面前我的自尊心一向极强，被女孩儿拒绝很容易让我恼羞成怒，我心里会忍不住用香港电影里的那句话发狠：你以为你是谁呀!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安心拒绝我的邀请确实是“晚上有事”，她每天下班后要赶到东城区文化宫去上夜校，她上的是初级会计班。当然这些情况也是刘明浩刺探来的。这小子在北京三教九流跟什么人都混得半熟，“伟哥”涨价、巴以打架、克林顿买房子、布莱尔当爸爸，世界上的事他知道一半，中国的事他全知道。
我去东城文化宫打听了一下，这个财会班已经开了两个多月了，但只要交钱，随时可以插班。于是我就报了名。第一天晚上上课我去得稍稍晚了点，课已经开始。我走进教室一眼就看见了坐在后排的安心，她正低头做笔记呢，旁边的坐位空着，就像是特意给我留的似的走到后排，在安心身边坐下，她才抬头无意地看了我一眼，愣了。
“杨瑞?”
我也故做惊讶：“咦，是你?”
这场邂逅弄得挺自然，从安心的表情上，能看出她并未发现我有什么居心不良的破绽。愉快的同学关系就此开始，第一天下了课我就主动提出用车送她回体校，她说不麻烦了，我坚持要送，说没事气，就上了我的车。我老老实实开车送她到地方，路上除了几句闲聊，别无饶舌。从那以后，她每次下课都允许我用车送她，后来又发展到接受我提出的在她下班后“顺路”把她捎到学校的好意。再后来，我又顺理成章地在去上课的路上提出先吃点东西的建议，我说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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