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夜，一辆客车猝然抛锚在风雪中。
从空中俯瞰，客车前后是望不到尽头的雪路；左侧是长满黑松和白桦的小山；右侧地势凹陷，经过那里的是一条被冻结的河流。
还有五天就是除夕，车上赶着回家过年的乘客很急躁。
“好想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鹿淇想着，裹紧了深灰色围巾。
围巾上方是鹿淇漂亮却冻得稍稍发干的嘴唇，她戴着银色边框、正圆形的眼镜，小兔子般的目光正投向司机先生。
乘客们和司机先生起了争执，抱怨与指责的矛头纷纷指向司机先生。乘客要求司机为这次行程负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司机先生无可奈何地拨打运输公司的电话，可反复拨了好几次都没能拨通，他仔细看了手机才发现这荒山根本接收不到通讯信号。
乘客们以为是司机先生故意推脱，纷纷拿出各自的手机查看。
鹿淇也掏出自己的“巧克力”手机，发现屏幕左上角果然显示无信号，她又看了一眼右上角所剩不多的电量，悄悄按下了关机键。
乘客们意识到司机先生没有说谎，但同样印证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他们失联了。
暴风雪中的荒原像无边际的海面，客车是大家唯一的、飘飘摇摇的孤单木筏。
急躁在乘客之间持续发酵，他们对司机先生的指责也更加直接和有力。
后排座位突然传出一声男人的惊叫，打断了司机与乘客们的争执。叫声很惶恐，像在这片雪原中敲响的丧钟。
乘客的目光全部在后排聚焦，因为刚刚争执过，急躁、慌张、无奈、愤怒等各种表情仍旧定格在这些人的脸上。
发出惊叫的男人迅速离开座位，倒退着向前排人多的地方靠近，他慌张地伸手指着后排座位上的另一个人说：“他，他好像死了！”
鹿淇仰起白皙的颈，推了下镜框向男人指的方向望去，被男人判断“死亡”的人穿着黑色的皮夹克，上半截身子栽倒在双人座上，脑袋和右手自然下垂，一动不动。
那个人嘴巴微张，眼睛瞪得很大，整张脸呈现一种十分痛苦的表情。鹿淇只瞄了下那人的眼睛，就害怕得别过头。鹿淇看得出来那人确实已经死了。
因为死人的眼珠是静止的，那种叫人毛骨悚然的“静止”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
但更令人惊诧的是，那人座位的玻璃车窗上用某种红色液体写着四个字：我要复仇。红色字迹在车窗上不断下垂，应该是刚刚写上去不久。
几位女乘客吓得失声惊叫，只有鹿淇还算淡定，毕竟“头脑冷静”是鹿淇身上最明显的特点。
在一张张惊恐的面庞中间，鹿淇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
这男人穿着黑色轻便型羽绒服，颇有棱角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恐惧。车上突发凶案，其他人对死者避之不及，可这男人却在仔细观察死者。这绝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
在其他乘客惊慌的吵嚷声中，反常的男人忽然高声说：“大家别慌！我过去看看他是不是真死了。”
鹿淇对男人的反应抱有怀疑，但却发现他的声音莫名的可靠。
人在惊恐中，总会对某些事某些人产生莫名的信任感，鹿淇摇摇头甩掉这种感觉，因为无论何时她都希望自己保持理性。
男人走到“死者”面前，伸出干净修长的食指和中指，轻轻搭在他的颈动脉上。几秒之后男人又试探了一下他的鼻息。经过这简单却有效的“生死”辨别，男人表情凝重地宣布他的判断：“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亡了。”
男人从口袋翻出学生证给乘客们看，原来他是省警官大学、刑事侦查专业大四的学生，名字叫做廖飞。
作为一位准刑警，专业嗅觉告诉廖飞这个男人的死很可疑。从男人死亡时痛苦的神情，和车窗上疑似血迹的字就能看出，死亡事件的背后另有隐情。
乘客们惊慌地询问准刑警廖飞，发生这种事现在该怎么办？毕竟车上所有人都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疑似“凶杀”的事件。
在七嘴八舌的吵嚷声里，忽然传出一串清脆的、连续按动快门的声音。
廖飞轻轻拉住不停对尸体拍照的男人说：“你这是干什么？”
拍照者熟练地从米黄色大衣里掏出证件说：“我是记者。”
廖飞查看他的记者证，姓名一栏上写着：朱元。
“也好。”廖飞对朱记者说，“再靠近点，拍仔细一些。你的照片说不定可以作为现场勘验的证据。”
朱记者很配合，廖飞大致检查了一下死者的尸体：死者没有明显外伤，尸体周围也没有血迹，只有死亡时狰狞的表情还凝固在脸上。
死者身上并未出现尸斑，死亡时间应该不超过两小时。
客车才刚刚抛锚，之前一直都在行驶之中，肯定没有人上下车。那么在客车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之中，死者究竟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杀害？害死他的手段又是什么？
廖飞的心中充满疑问。
朱记者对着车窗上的红色字迹仔细拍照，之后对廖飞说：“你看这几个字，是从外面写上去的！”
廖飞当然也注意到了。
车窗和车身一体无法打开，因为温差与湿度的原因，车窗内侧凝结了一层薄霜。那些红色液体组成的字迹一看就知道是写在外面的。
红色字迹在车窗外侧，这证明荒山中除了车上的乘客，可能还有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