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一切都会重头开始，我们害怕的，恐惧的，期望的，都会随风而逝，留下了什么呢？只有行走在时间缝隙里的它见证着。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下午，费恩教授坐在办公室的窗户前凝视着外面草坪上的一只鸟，也许是一只鸽子，距离稍远，他看不大清楚。那只可怜的小家伙一直在原地兜圈，迟迟不肯飞走，教授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不知何时，他躺在椅子里睡着了，滴滴答答，时间转瞬到了晚上，教授却依然没有醒来。
第二天当他被发现时，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十二个小时，根据遗嘱，教授的遗体被送往了“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
他的家属对此十分困惑，但仍然遵守他生前的意愿。为什么不呢？他活着的时候就让人迷惑不解，又怎么指望能够在死后去理解他？实际上，费恩教授就属于那一类人，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捉摸不定，其实内心深处却执着的难以置信。
不难想象，他在签署那份文件的时候一定犹豫不决。虽然他担心的那些问题在文件中都做了详细的阐述，但对一个哲学教授来说，这显然不足以使他放下所有的疑问。
长达五十页的文件费恩教授竟然在一天内读了整整三遍，即使如此，他还是疑虑重重。不过当实验室的工作人员端上第五杯咖啡的时候，他终于在文件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促使他下定决心的因素不是对科技力量的信任，而是哲学家穷追到底的本性和直觉。正如他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要有一半的事实，就不要在乎另一半的虚假。”
此后的几年里，费恩教授努力使自己忘记这回事。说到底，他还是有些不安，这并非没有道理。人类的生老病死本就是不可抗拒地自然法则，即便科技手段发展了如今这个程度，结果也仍然不可避免。
一旦陷入深深的危机，费恩教授总会显得格外理性和冷静，他不希望看到那些人类曾信仰的大厦逐个倒塌，可不得不承认，内心深处，或者说潜意识中他却期待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响。
他隐约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靠近一个未知的领域，头晕目眩。这种感觉在一开始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前提能够实现的话。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费恩教授越来越担心事情败露，以至于他连续几天都不敢出门，整日待在家里，来回踱步。
一支接着一支吸烟，他把那份文件锁到了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后来又觉得不放心，在一个深夜悄悄地将其付之一炬。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孰料，几天前的一个下午，一切又如追魂之鬼般跟了上来。
当时费恩正在上课，突然有一个戴着墨镜穿着西服的男人从教室后门打招呼，径直坐在最后一排。
起初他并未在意，以为来人不过是一名年纪稍大的听众。他甚至感到了一些欣慰和自豪，在他的课堂上，从来不乏各色各样的“学生”，他也从不拒绝任何一个走进课堂的人。
至于他是否能将枯燥乏味的哲学课程讲述的趣味横生，费恩教授想，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在联邦大学能听懂他讲课的人绝不超过百分之一。
来人取下墨镜，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然后模仿其他学生的样子，摆出了一副仔细聆听的姿势。费恩注视着男子，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这个人他似乎在哪儿见过？
思绪飞快地在大脑神经中穿梭，一头冲进记忆的汪洋，开始搜寻那个熟悉的面孔。我们在前面说过，教授是那种心地十分执着单纯的人，当他想起了来人的身份后，便天真的以为这不过是一次无比寻常的见面。
对方正是“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的职员，五年前与费恩教约的也是这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重新获得客户的授权，同时将最新的技术进展和突破以备忘录的形式呈送给客户。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费恩教授竟然毫不犹豫地签了字，他甚至都没有仔细读完这份文件。此时此刻，他心里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以前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无知和愚蠢啊！
接下来的几天，费恩似乎觉察到自己生命的波动越发微弱，他有种感觉，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这样去了。
于是他关起门来，写好了遗嘱，并且在后面特别强调——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必须把他的遗体尽快送往“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
至于费恩离奇死亡的原因，我们认为这委实不值得深究，因为首先教授二十多年无节制的生活方式很有可能是最大的元凶，其次对神秘主义的偏信也许造成了精神上不可逆转的创伤……
总之，在这个阴雨连绵的下午，费恩教授——索托联邦大学最杰出的哲学家以一种仓促却又平静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他的遗体静静地放置在“生命方舟”计划实验室里，四名身穿白色大褂的研究人员分站在两旁。其中一人拿出一把激光枪，在教授左手腕上打下了两个红色的阿拉伯数字“42”，另一人在教授的身体上粘贴了十来个电极，然后将电极的另一头分别插在监测仪器的不同插孔中……
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早在1019年，也可能是1010年，各大联邦已经实现了人体组织器官的再生，可遗憾的是，大脑细胞在经过上百次的新陈代谢后最终还是会死亡。
于是，有人提出在新的机体上重建大脑神经回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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