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在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
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
就在这种没有奢望反而平静切实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启治走到我的面前来了，标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牌子。
这件事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太出乎意外而显得强烈。1973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
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道这是一位外来客了。
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之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
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
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
我和老何的谈话地点，就在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体制的区别）创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
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
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的夸张性习惯用语。
我在刚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第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
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
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
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
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相见过许多回合，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在小寨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我违心地答应
“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来了信，信写得很长，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把在小寨街头的谈话以更富于条理化的文字表述出来，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
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然而却丝毫也动不了要写长篇小说的心思。
我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肯定是我所造成的心理感受。
我常常在阅读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时一回又一回地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什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
好在这时候上级突然通知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我便以此为由而推卸了这个不可胜任的压力。
我去陕北的南泥湾干校之后，老何来信说他也被抽调到西藏去工作，时限为三年，然而仍然继续着动员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工作。
随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来信中关于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占据了主要内容，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也还在说，却仅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
这是1974年的春天和夏天，
“批林批孔”运动又卷起新的阶级斗争的旋涡……这次长篇小说写作的事就这样化解了。
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位朋友老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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