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平：你的生命历程、创作历程，和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构成了同构关系，你的命运、你的创作也有过坎坷，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感慨良多。
陈忠实：我五十年代开始上学，接触生活。六十年代开始，以社会最基层干部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直接经历感受着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变化。个体命运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颠簸着、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灵剥离、精神提升的过程。可以说不光我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言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锻铸承受苦难的能力，这是感受社会和人生的支点。如果这样的能力差一点，就会被生活的列车挤下去，就谈不到精神剥离和精神成长。
李国平：你说过，你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恐惧、警觉，五十岁的时候，有许多生命警悟，现在是什么心境？
陈忠实：我在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恐惧感、紧迫感，感觉五十岁是一个年龄大关，加之那些年不断有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我恐惧的是我最重要的艺术感受、艺术理想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创作能否完成。现在我心态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时候意识到的创作理想在我最为重要的年龄阶段已经完成。我六十岁的生命和五十岁的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没有消极。我说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顺，不是超然，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都应该渗透到生命里，该顺的顺，不该顺的不顺。
李国平：我记得八十年代，观胜的《猎户星座》出来，请民间的一位老者看，这位老者说，观胜，日不倒洋人。这可以说是你们那一批作家创作志向和雄心的体现，《白鹿原》也可说是这个文学雄心的体现和实践。
陈忠实：是的，《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有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激励。路遥、志安已经离世。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坚守。
李国平：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你曾谈到，你写出《白鹿原》时有两种估计，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会产生反响。《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文学的进步？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白鹿原》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如果说关于《白鹿原》有误读的话，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小波澜。回想起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都引起过争论，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
李国平：一个较重要的时期，陕西的文学创作是师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你多谈到外国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陈忠实：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师承柳青的过程。我觉得柳青的遗产我们阅读得还不够。像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我们今天重读，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有一句话“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有一句话是“大树底下不长苗”，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我对外国作家的阅读不光是拉美这一块，西欧、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只是近来较多阅读拉美文学罢了。另外，我读外国文学，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古典文化、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现在补课的yù_wàng强，但理解快，记忆力差。
李国平：关于《白鹿原》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白鹿原》的创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完成的创作理想。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比如后几章弱了点，不如前面饱满。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军旅生活，我对氛围的把握，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
李国平：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发现有几个关键词：体验、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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