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卢弼为首的一众文臣联合上奏，要把儒家的经典书籍列为各大府学招生必考科目，却被李岌毫不犹豫地给否决了。
这是在整合中原，吸收了大量的儒臣进入朝堂后所存在的弊端。
以张宪为首，加之李岌又在有意削弱武臣们的权势，这些原来的所谓儒臣在朝堂中话语权日渐增强。
自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的学问便不再一种单纯的思想，而是变成了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权术。实际上唐代以前的科举并不独限于儒家一门学问，虽然所谓的“明经科”的考生是最多的。
这是因为儒家的学问虽然把过去的史家内容涵盖了进去，但还是最好学习的，只需要死记硬背就行，而其他几科像是“明律”、“明算”等却需要考很专业的学识。
这有点像是后世的文理分班。
在前世李岌就是最反对这种为了应对高考而实行的“文理分班”制度的，这造成许多的文科生缺少最起码的科学常识，即使当了官员还经常会被一些“大师”们的“简单化学魔术”所蒙骗。而理科生缺少基本的国家地理和民族历史知识，说白了就是被培养成了爱国心淡漠，眼里只有金钱，却没有国家民族是非观念的“人才”。
把儒学定为科举唯一考试科目的是在宋朝，其后在南宋理学兴起之后，更是变得胸襟狭窄，灭绝人性，把任何非儒家的知识和学问都视作异端，到了明清两代更是彻底禁锢了民众的思想。
宋初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个传说故事最早实现在元代，最初的意思是讽刺那些“理学先生”，说是儒家的学问只能信一半。到了明代这个故事又重新被那些“大儒”们故意曲解，境界升华到了“只靠半部论语就能治理天下”这种神话地位。
话说一部《论语》只二十章，一万一千七百字，论字数在后世也就和那种上千万字的网络里的一章相当，里面就能涵盖了普天下而皆准的学问内容？
这纯粹就是在扯蛋！
儒家的书要读，要考，但却不能成为天下读书人主要的学习方向，只能是当作考古文。
反倒是《算学》、《农书》和《自然》却被列入了各大府学的入学必考科目。
格物致知，这些才是真正学以致用的好东西。
一个官员，连起码的算术都不会，你还怎么治理地方？！
想要一个人去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种想法犹如愚公移山。但是把学问传播到这个世界，再加上皇帝的身份，让一大群人去再传播和推广，其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
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晋地、关中和河北地方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李岌相信用不了二十年时间，新的一批科学家和思想家就会冒出头来。
这就是上行下效所起到的作用。
只要这批人渐成气候，在朝堂中拥有了很大的发言权，这儒家再想一家独大，垄断天下的学问和思想，就会难如登天。
现在朝廷虽然恢复了科举，但是制度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有些类似于后世的高考。
科举考试通过后，其一是并不会直接授官，而是进入到各大府学中进行学习，毕业后才准予授官。其二是七品以上官员在提拔前必须到晋阳太学进行进修培训，结业后才准许外放任职。
也就是说以晋阳、镇州、京兆、洛阳和兴元、成都六大朝廷所建立的府学为中心，各府学毕业生准予授县级以下官职，负责培养基层官员。而晋阳太学，则类似于中央培训学校，负责中级官员的培训和进修。
这避免了一些私家学问和思想干扰到朝廷教育体系的情况。
所有的读书人，必须要通过朝廷的教育培训体系考核才能成为正式的官员。
这也是一种人才垄断。
与府学相对应的，是在各地设立相同的军官学校，负责培训军事指挥官和各地的治安官员，文武两套培训体系是各自分开和独立的。
各县的武尉、州防御使和团练使等武官的任免和调派权是在兵部，而不是由吏部任免，地方武装统辖权归中门使，也不在枢密院。枢密院只负责常备军的调派和作战指挥，现在其职能正在向类似于参谋部的方向转变。
朝堂中的权力制衡是四相相互牵制和制约：尚书令任圜主管六部，中门使张宪主管九寺，枢密使掌军，而屯田令掌管天下军事屯田事宜。
这说起来，屯田令卢琰手上掌握着各地近七十万户屯田军，权力也是极大。只不过各地屯田军与驻防常备军经常是权力交叉任命，枢密院和兵部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限制着他手上的权力。
另外就是御史台，作为独立的监察机构，不仅成为了朝廷常设机构，而且扩大了规模，开始派驻地方，负责监督和监察地方官员。
共和八年，在平定中原之后，朝廷这一年并没有进行什么大的军事行动，而是在全力调整地方，推行新的官员选拔和任免制度。
寒风渐起，在秋收之后，朝廷开始陆续抽调河西、朔方、河套、云内骑军到河北，甚至连定难节度使李彝超也接到了通知，派族弟李彝超率五千党项骑军，前往镇州听候指挥。
十月，李岌亲率三万禁军和云州骑军从晋阳出发，前往河北。
大军云集，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挑起一场对针对契丹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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