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对李岌地盘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李嗣源，而是紧邻的契丹。
晋地北部云州和山北一带与日益强盛的契丹交界，契丹骑兵时常会越过边界来“打秋草”，烧杀抢掠，搞得晋北边地民不聊生，根本没有多少安份日子。
李岌很无奈，这个世界有越来越向野蛮化发展的趋势。
自中唐以后，随着国家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很多先人所创造出来的文明就开始失传了。匠人们得不到教育的机会，由于很少有人会为匠人们的创造作出记述，很多前人的经验和成果就断了传承。
比如，他在晋阳宫里所见过的一些前唐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式兵器，就要比现在先进不少，至少在冶金技术上，中唐以前是远远要优于现在的。
华夏的地理位置相对优越，一条大江和一条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就足以养活数千万的人口。相对容易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华夏民族渐渐失去了开拓进取的精神。相对而言，华夏的周边，则环境恶劣得多。北面是一望无际的沙漠戈壁，以及广袤而贫瘠的草原；西面是茫茫的雪域高原；而南面则是虫豸遍地的山林……
也许是发源于内陆的原因，华夏人也从来都没有征服广阔海洋的意愿，而是对于未知的海洋充满了恐惧。
周边残酷的生活环境自然能够孕育出茬茬野蛮强悍的民族，在壮大到一定的地步，这些民族自然而然地就会向中原来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
大汉朝虽然强横，但是也只是削弱过周边的威胁，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长久地控制住这些难以生存的地区。隋朝和唐朝也许是中原民族唯一努力向外开拓的两个朝代，这可能是因为杨、李两家皇帝身上还流淌着一部分草原人的“野蛮血统”。
“国虽大，好战必亡”，这句话不知什么时候就成了那些胆小者们最好的怯战借口。
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不断开疆拓土的精神，停止了向外扩张的步伐，进入到自我封闭的状态，逐渐走向衰落是必然的结果。
华夏人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地，似乎对于砍自己人脑袋的兴趣要比向外扩张，砍外族人更感兴趣一些。
一个三国，把2600多万人口杀成了400多万，然后才有了草原民族大举入主中原……
现在，似乎又将发生同样的事情，契丹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而从中原到江南，依然处在一片混战的割据当中……
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时代。
李家和晋军的野蛮性要比契丹这样纯正的草原人稍弱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纯正的中原人，当年朱梁的所作所为，似乎还要更加野蛮和残忍。
实际上，李岌到现在一直都搞不明白王仙芝和黄巢这样还算是“有钱人”的盐贩子为什么会选择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活不下去了，这与明末的流民起义又有很大不同。难道仅仅是因为革命觉悟比较高？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还是出于对统治集团的愤懑？！
祸患的根源还在于从中唐后就一直无法解决的藩镇问题。
权力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
一镇节度使，坐拥数万大军，掌握数州的军政大权和官员的任免，在这片领地内，就是犹如诸侯国王一般的存在……
这些都是让人无法轻易割舍的，又让人沉醉其中。
他从来都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忠诚，忠诚这个东西是需要用利益来维系的。
普通的军卒很容易受到队正以下军头们的蛊惑，这些最基层的军官，才能随意地指使自己的部下。这和后世的包工队有些相似，一个外人对他们再好，最终他们大多也会选择听包工头的，虽然从他们身上吸取血汗钱的就是这些人……
如果能记住一些普通士兵的姓名，就会接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李岌原来做过劳动调解工作，见过很多民工与老板争执的场面，为了讨要工钱，这些民工们有时甚至会把老板围困或是禁锢起来，不给钱不让走。
这种场合下，如果老板平常与工人接触较多，又平易近人，能够叫出一些民工的名字，这种围困的场面就不容易发生，双方的矛盾也比较好沟通解决。如果老板平日里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样子，双方就很难时行沟通，取得详解，矛盾就很难解决，并容易激化。
所以，作为太子的李岌平日里很注意尽量去记住一些普通军卒的姓名……
这会使一些人感到受宠若惊，以为自己将来会飞黄腾达。
只是一种错觉罢了，但是那些被记住姓名的普通军卒确实是机会要多了一些。
对于工匠，李岌从来都不嫌多，有多少就收多少。有些人喜欢自*由自在，可以是严酷的生活面前，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失去了土地的手工业者，大部分都会选择找一个可靠的人家进行投靠。
李岌对于训练目前手下在晋阳周边屯田的这些人马并不怎么看重，这些人大都是裁汰下来的老弱，产不会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用来守城倒算勉强凑合。他的大部分心思还是用在了如何来改进生产，另外就是商路的建设方面。
至于亲临战场，李岌虽然没有太大的兴趣，可也得赶鸭子上架。在这个冷兵器的时代，只要到了战场上就意味着多半要冒生命的危险。他自认自家的性命十分宝贵，不可轻易置身险地。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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