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秦始皇虽然实行了郡县制，可是并没有能完全从经济基础上面改变这个问题。秦始皇的郡县制，其实用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也就是后世的一个企业，一层层下来的分公司。而每一个分公司都是有着自己的独立体系和自己的财务体系，虽然剥夺了一部分权力，可是并没有能够从根源上摆脱这个下属分公司有太多独立自主的权力的情况，尤其是各大分公司之间互相依存并不高。所以这种类似于分公司的制度，明显是很容易分裂的。
就好比后世某些大公司在某地的分公司，某些有影响力的分公司管理人员直接带着整个分公司跳槽，那最后同样的班子同样的搭建了自己的体系，不过是换了一个招牌，可是事实上对于分公司下属的员工没有任何影响。
可是如果采用了不同产业分工的方式，那这样等于是把分公司制变成了部门制。每一个部门都有着自己的分工，其中销售的不负责生产，他需要依靠生产部门的产品才能销售。而生产的依赖于销售，甚至需要各种别的部门的保障。哪怕其中一个部门集体跳槽，那也是无法能快速另外组建一个公司的，因为他们分工已经非常明细了，哪怕走了之后有很难独立生存。
时不凡认为一个国家进行不同产业在不同地区分工，这样全国各地互相依赖生存。各地区之间的依赖越大，那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也都越低。就好比两个国家之间，一旦经济互相依赖越强大，那最后相反他们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对于国内也是如此，如果国内的各地去之间经济依存不大，那分裂了也就分裂了，百姓生活影响不大，则以他们对于分裂自然没有切肤之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从古至今都是非常有用的道理。如果各地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那最后国家分裂肯定是必然。而进入了工业化社会，全国各地之间互相的分工，这样互相的依赖，想要分裂都难了。政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维护国家的统一，最根基的还是要从经济基础上面着眼。至于说从制度上着眼，那这样其实是没有用的。如果经济基础上都没有任何的依存，那这样哪怕看起来制度再好，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时不凡想。
如果纵观后世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虽然有一些国家因此分裂，可是如果仔细看看其实那些国家分裂的原因，都是经济基础上没有互相依存，包括老毛子。那个姓苏的老毛子各加盟国之间的经济依存并不高，而某些大的加盟国利用权力去盘剥小的加盟国。而互相之间的依存性并不大，这样造成了后来的分裂。还有什么捷克斯洛伐克，他们本身也就是被强行拧在一起，本身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被拧在一起之后经济上并没有得到真正融合，思想上更没有融合，这才酿成了后来分裂的根源。
所以时不凡认为经济的依存性越强，对于国家分裂的可能性也都越低。相反如果经济上没有任何的依存，哪怕是政治上设立了再多的制度防止分裂，那也是必然要崩塌。国家统一并非是主动的，其实是被动的最好。把各地都绑起来，把全国各地都弄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这样大家都肯定会一起同舟共济，因为他们之间互相谁也都无法离开谁了。
先别说一股叛乱，哪怕是好几个叛乱，那也都是安稳的，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皇上，我这个进行产业分工，是为了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叛乱的可能。提高了叛乱的成本，一旦进行了完善的国内分工，那其中一个地方叛乱，别的地方的百姓也都会有切肤之痛，会拼命支持朝廷平叛。而叛乱当地的百姓也都会主动帮助平叛，这样任何叛贼都很难做大了。尤其是那些地方封疆大吏，这样才是保证天下安定长治久安之道。这样的方法，可以提高叛乱的成本。别说一个叛乱，哪怕几个封疆大吏勾结起来，也都很难。”时不凡说。
李世民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赶紧说：“好，那也就是这么做！”
李世民很快同意了，凡是能维护国家安全的，那李世民也都会支持。这样的国家分工，有助于加强各地的联系，把各地绑起来成为一体，那这样他们其中一个叛乱必然很难成气候。甚至几个地方诸侯藩镇勾结，那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大家互相依存太高了。如果互相依存，是很难打起来的。
如果按照过去的小农经济，那各地区之间的依存性很差，那最后肯定会叛乱了对于本地区的百姓生活方式影响不大，而对于别的地区的百姓也都没有切肤之痛。所以百姓未必会支持平叛，相反害怕朝廷为了平叛而加税征兵。不过各地去之间依赖性加强了，那百姓遇到了叛乱，那生活方式剧烈改变，那他们不但不会拒绝平叛，相反会主动加入平叛，这样的切肤之痛是大家都感受到的。这样的手段，比起各种制度和各种猜忌厉害多了。如果说通过各种制度设计来维护国家统一，那其实只是“术”的境界，可是如果通过这个经济来往依存来维护国家统一，那才是“道”的境界了。这两个手段，通过经济依存维护国家统一的方法，其实比起通过各种制度要好得多，因为如果经济基础没有跟得上，那制度白搭。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方面，时不凡和李世民再次走到了一起。归根究底也就是辩证法里面的对立和统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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