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记者，你说得很对，能拿出这种材料的人是知情人，还不是一般的知情人。一般的知情人怎么知道这个项目十年送礼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数据这么准确？所以我想，我非和你好好谈谈不可，不但全面回答这份内参稿上的三个问题，还想更深入地谈谈平轧厂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一步的。从项目筹建上马到今天的材料，我让有关同志全找出来了，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写文章需要的，还可以复印带走，对你不保密。”
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当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一九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底了。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还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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