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秋天，早起的人跑回屯子说：“快去看看，西边高粱地出了个大胡同子！”
董官屯的人跑到西边看，可不是吗，不知道啥人从高粱地趟过去，硬是在高粱地里趟出条道。刚下完雨，地里都是淤泥，黏得很，道两边有不少粘下来的鞋底子。
到了下午才听说，刘伯承的队伍从这儿过去了，去打章缝。
那时候拉锯，今天你打进来，明天他打进来，老百姓记不住那些队伍，都管国民党的队伍叫中央军，管共产党的队伍叫八路军。
俺三嫂大寸那年八岁，奶奶家在李胡同，姥娘家在仓集。八路军把李胡同打开了，中央军往仓集跑，让老百姓也跟着往仓集跑。八路军去截老百姓，截回来一半多，接着追打中央军。听说，那回八路军、中央军和老百姓都死了不少。
飞机上的中央军看见人多的地方就打枪。八路军用柳条子编个圈戴头上，从飞机上往下看像树，排上队像小树林。飞机上的人知道这回事了，飞机飞得很低，就一房多高。飞机过来了，就在房顶上过，枪炮声大，屋里的老百姓赶快把耳朵捂上，都不敢出屋。
孩子哭叫，喊渴喊饿，当娘的没办法，往孩子嘴里吐唾沫，还有的让孩子啃生京瓜（注：南瓜属，葫芦状，又叫方瓜）。
不打仗了，娘跟大寸说：“你在家跟姥娘，俺惦记你爷爷奶奶，俺去李胡同看看。”
娘前脚刚走，大寸后脚偷着跟去了。
快到李胡同了，看见很多死人。有个年轻妇女死在林柳趟子里，脸朝上，旁边有个包袱，还有个小孩子，大概十个月，他不知道娘已经死了，还趴在娘身上吃奶哩。
大寸越走越害怕，走到奶奶家就病了，发疟子。先是冷，盖三床被，冻得哆嗦；后来热，啥也不盖还热。白天折腾一场，晚上折腾一场，病了二十多天才好。
百时屯的庞广乾在地里干活儿，中央军看见了，进去两个当兵的，把他从高粱地里拉出来。
广乾假装哑巴，瞎比划不说话，那两个当兵的伸手就打，连打带踢，一边打一边说：“我让你装哑巴，我看你装到啥时候！”
广乾一看装不下去了，捂住脑袋说：“老总饶命！别打了！别打了！”
有个当兵的笑了，又踢他一脚：“找打！不打你，你还得装！”
有个当官的一摆手，当兵的停下手，这个人问：“前边是不是百时屯？”
广乾说：“是。”
这个人说：“走吧，咱就去那儿。”
中央军到了百时屯，叫老百姓给他们倒房子，老百姓不敢不倒，一家一家的都住到一间房子里。不光占房子，中央军还在房顶上垒炮楼，把房子都压坏了。家里的门给你卸下来，拿出去棚碉堡。屯子外围的房子和墙，都给你挖出窟窿，当炮眼，准备打仗。
第二天，从仓集来了两个男人，直接找当官的告状，说：“你的队伍从仓集带来两个妇女，俺家媳妇让你们的人抢来了。”
当官的拉下脸，让手下人马上查，找出来两个人，一个是小官，一个是当兵的。
听说这个当官的是个团长，他下令把这俩人枪毙了。
这俩人跪下不走，磕头作揖说：“团长，饶了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
那个团长说：“大战在前，你们目无军纪，还有脸求饶，马上拉出去！”
这俩人当天就枪毙了，埋到庞法敬家的地里。
第二年春天，这块地种高粱，埋死人的地方，高粱棵高出半米多，高粱秸粗，高粱穗大，高粱粒子也大。俺老家那里，高粱地得纺三茬高粱叶，就是把下面的高粱叶子扯下来，上面就留三个高粱叶，为的是通风。
那年庞法敬八岁，他爹让他去高粱地纺高粱叶，他说：“俺不去。”
爹问：“为啥？”
法敬说：“那里有死人，俺怕。”
爹说：“有啥怕的？胆小的男人没出息！”
爹逼着去，法敬不敢不去，哪回走到高粱地都害怕，吓得哆嗦。等走到埋死人的地方，手不像手，脚不像脚，头老大。可牛爱吃新鲜高粱叶，这是他的活儿，干不好怕挨打。
过两天，八路军打进百时屯，有不少是新兵，年纪都不大，有的十七八岁，有的十八九岁，都像学生。
俺娘问一个新兵：“你从哪里来？”
新兵说：“肥城，俺都是肥城的。”
听说，要训练他们四十天再去打仗。
没过几天，中央军又打过来。
国民党的队伍武器好，上边还有飞机轰炸。共产党的队伍白天藏起来，夜里打。
夜里打仗的时候，国民党有照明弹照亮，一个一个的照明弹，看准了就放炮。
那些从肥城来的小兵，没给他们枪，一个人发给他们两个手**，叫他们上前线，扔出去两个手**就往回跑。那帮小兵多数都没回来。
那时候有个说法：情愿死十个新兵，不愿死一个老兵。
还有一个说法：有死不完的老百姓，就有死不完的八路军。
董官屯王秋兰那年九岁，打章缝的时候，她正住在章缝姥娘家，吓得她和姥娘姥爷都趴在堂屋的南墙根。
那几天，两边的枪炮**分不出个地响，从飞机上往下打机关枪，呱呱呱，呱呱呱，还从飞机上往下丢**，咣一声，地下就出一个坑，崩得四外都是泥块。
秋兰光听见枪子嗖一下、嗖一下响，看不见枪子，桌上的玻璃瓶子碎了，屋里叮当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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