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漕运所需，宋代官营船场每年打造大量漕船。太宗至道末年（997年），一年内共打造漕船三千二百三十七只。真宗天禧末（1021），年产二千九百一十六只。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
如何确保各地物资的安全运至中央，是赵宋王朝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漕运审计机构应运而生。
宋代关于漕运审计的法规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漕运的起发时限、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与奖惩制度。
首先是漕运的起发时限。顾名思义，此项法规主要对物质的运输时间加以限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负责押运的官员作弊，停泊过长时间从而将官方物资变卖，然后以各种理由谎称物资遗失，例如雍熙四年有一押运官员“访闻西路所发系官竹木栰拖缘路至京，多是押纲使臣、纲官、团头、水手通同偷卖竹木，交纳数少，即妄称遗失”。除此之外，这项法规还保证了一些具有时效性的物资能够完好的运输到京师，例如茶叶“不得积留在彼，损恶官茶”。
其次是行程历和批书的管理。这两者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为了了解押运人员在押运途中办事是否符合规章制度，从而以此为根据进行奖惩，换句话说，这两者是押运人员奖惩考核的重要依据，如果押运人员行程历损毁，即使将物资完好的押运到指定地点也是没有办法进行奖赏的。对此，《宋会要辑稿》载：“诸押纲人毁失行程历被人毁失同。而无照验，或妄称毁失，及本纲附载未足，而不于经过处批书者，稽程碍赏虽有缘故，应豁除日限而不曾批书亦同。各部在推赏之限”。到达目的地后，押运人员粮纲行程批书将会被统一收集，汇总后一并上报，由相关机构审查，此为批书的管理。
接着是奖励措施。为了鼓励押运官员恪尽职守，宋朝对漕运人员设立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例如押运盐等易损之物，如果在途中散落遗失的数量小于规定的数量，那么参与这次押运的所有人员将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奖赏。再例如对于押运数年皆不犯错的人，宋廷也会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赏，对于一年不犯过错者，通常会给予减少磨勘和钱财的奖励，对于五年不犯过错着，除了给予钱财奖励还会直接提升其官职。
最后是惩罚措施。
在运输途中，宋廷是允许物资出现损耗的，规定汴河粮纲每八千硕，允许抛失四百硕以下，但是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便将会受到徭役的处罚，因此一些押运人员往往在抛失过多的时候，会直接将包括运输工具在内的所有物资都抛弃，然后谎报天灾，从而避免受到处罚。这种行为的存在极大的浪费物资，宋廷自然是知晓押运人员的所作所为，但出于之前法规中并没有描述这种行为，所以一开始此风盛行却也没有办法依规处罚。后来，针对这一弊病规定“自今如有抛失舟船，其殿侍、军大将信纵有申报患状，并不免抛失罪名”。如遇恶劣天气，遭遇沉船也要极力抢救物资，且“如救及分，别无侵欺者，原其罪”。
具体抛失官物的处罚，以及审计机构人员的责任，《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记载：
“诸押纲人、部纲兵级、梢工失觉察盗易欺隐本纲及本船官物，事虽已发而能自获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获一名亦是。诸纲兵级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两火同。地分催纲、排岸巡检、县尉司干系人失觉察者，杖一百，命官减二等。三十日内能获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获一名，亦准此。”
然并卵，正如吃饭穿衣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一样，看着可爱的小钱钱白白地从自己面前走过，实在是对个人品格的极大考验。遗憾的是，古今中外，许多人没能通过考验。
即便宋太祖自立国初期就定下了“独于治赃吏最严”的基调，不仅依据律法严惩犯赃官吏，而且还通过任官制度加强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约束，对非死罪犯官员在叙用、擢升磨堪、举荐和致仕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但再次然并卵，君不见即使明太祖法外用刑“剥皮楦草”，也并未使明朝的吏治清明到哪里去。再说了，宋朝的官吏表示，咱用得着贪腐吗，随便做些生意，接受些投献的土地，再加上朝廷优厚的俸禄（对于高官来说），根本不用做那些下三滥的事儿。
但是，没有了外快，工作起来似乎老是感觉缺少了点什么，就像加班没有加班费一般，让人提不起精神去做出一番成绩来。再加上，宋朝官制叠床架屋，好像很多人都管事儿，又好像很多人都不管事儿，推诿扯皮实在是再常见不过了。
为此，宋廷承袭唐制，设工部和都水监以专司河湖管理与治理，行导引水源、清理淤积、加强防汛、植树护堤之责，倒也收到了些效果。特别是关于运河的治理，往往都是皇帝指名某某大臣直接处理，再想推诿也不敢糊弄皇帝老子。一旦有失，必然是京畿震动、官民忧惧的大事，不好好干就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和小命开玩笑了。汝以为老赵家的刀不利乎？
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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