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因按年纪事，故没有篇目，不作目录，只是以年检索。司马光突破这种旧例，分三部分将年表、帝纪、历法、天象、目录、举要及索引集于一块，开创了编年体史书多功能目录的新体例，使《资治通鉴》更臻于完善，将中国的历史编纂推进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4]
作品评价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著书之难》：（《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清代学者王鸣盛：“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清代曾国藩：“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2]
作品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资治通鉴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民国刊本
资治通鉴
1．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翻译本
（台湾）黄锦鋐等译《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8年，没有古人的夹注）
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
作者简介
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北宋时期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字公实，后改君实，原号迂夫，后改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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