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已经很晚了,我那条名叫“维尼”的狗蜷缩在我旁边的狗窝里,呼呼地打着呼噜。一条13岁的老狗了,就这样陪着我熬过了不知道多少个夜,它那双眼睛目睹我写出一本又一本书。这条天热了知道要求开空调,天冷了知道自己去拖被子的聪明狗,就这样看着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趴在电脑前创作,似乎连它也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就这样“无怨无悔”地一直趴在我脚下,陪伴我在孤灯下熬了13年。
而这个时候我的脑子还在四姐和翦卫国那些人身上没回来,如同喝了一壶老黄酒,精神还很兴奋,那就索性再啰唆几句吧,顺便也把四姐和翦卫国这些人的命运结局给各位读者做一个交代。
其实,这个故事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了,大约在2010年的时候,制片人江红约我去西安聊一个电视剧,我就给她讲了一个初期的猴票的故事,并在此之后形成了这部小说和同名电视剧。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稿子的原因,这本书写完一稿后就被我扔在硬盘里,静静地趴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直到前不久江红打电话通知我,说电视剧已经开机了,我才想起了这事。
首先要说的是,小说里所有的人和事,都是真的,而且“四姐”和“卫国”也都是我生活中的朋友,在生活中我也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四姐也确实姓王,只是卫国并不姓翦罢了。
这些年,我的生活轨迹除了写作基本上就剩下玩儿了。我是属于很爱玩儿的那类人,玩壶、玩茶、玩烟斗、玩核桃、玩茶叶、玩邮票,等等,等等,但凡是说玩儿的事,基本上我都能与之扯上一点儿关系。有段时间,一家媒体想让我过去开一个关于说玩儿的专栏,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接受。其实玩儿不是一件简单或轻松的事,尤其对我来说,只要是玩儿,就一定要玩儿出个名堂,至少要知道这个东西的玩法,起源在哪里,有什么故事,这些最基本的常识要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否则就是瞎玩儿。回头来再看看我这辈子所走过的路和写过的书,也大部分都是和玩儿有关:《混子》玩的是古董,《大商埠》是一张古画,《中年危机》是一把茶壶,《茶叶帝国》则是玩茶,还有一本尚未写完的作品《我要赚到一个亿》,讲的是玩核桃,以一对文玩核桃作为道具,讲述一个女复转军人艰苦创业的励志故事。
这本书就不用多说了,玩的是邮票。有读者可能会问,这本小说里讲述了那么多复杂曲折的关系,是真事儿吗?我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千真万确都是真人真事,不仅仅是真事,而且确确实实地就发生在四姐和卫国这两口子身上,只不过在最后的部分做了一些必要的夸张。比如最后捐献那些邮票,现实中的四姐和卫国其实只捐出了一部分——那正是猴票价格被炒到最火爆的时候,连号版单版已经突破了200万,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探究一个社会现象,比如人性。我说不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向努力好学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远离了阅读而醉心于追求物质,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取而代之的是那种对物质追求的狂热,为了一己利益不择手段,贪婪和虚荣已经成为今天社会的一种病态在蔓延,而有人甚至大言不惭地将此定义为“竞争”。我的一位朋友陈晓蕾曾经在她的微信里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很多人总以为挤垮了谁、超越了谁、整死了谁就代表了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所谓成功,不是看他摆平了多少人,而应该看他服务了多少人,帮助了多少人,凝聚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
有一次与著名艺术评论家柯文辉先生一起喝茶,聊到了关于人性的问题,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经典,让我始终记忆犹新。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就人性而言,就像掉落在染缸里的一滴净水,水只是个自然属性,一旦落入红色就是暖的,落入黑色必定是黑的。”
我还是衷心祝愿我们这个社会多一些暖色,少一些冷漠!
感谢本书的出版人、我的老朋友林苑中先生,感谢制片人江红女士,感谢导演,感谢演员王千源、边潇潇以及剧组所有的演职人员,我在此向你们付出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时钟指向三点的时候,我再次回头看了看狗窝里的“维尼”,它于睡梦中忽然发出几声“嗷嗷”的怪叫,我估计这是狗在说梦话,面对人世的浮华与浮躁,我不知道在狗的世界里会是怎样一种表达。
刘杰
2015年12月3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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