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天略一迟疑，承认了：“确实是腐败现象，可也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国家目前还没有高薪养廉嘛，各地区、各部门就会搞一些类似的经济手段维持我们干部的起码生活条件和基本体面。同时，我也承认，我们干部队伍中也有一部分人，比如你白可树，已经把腐败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绝不是全部，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还是好的，你不承认这一点？”
白可树有点不耐烦了：“算了，算了，刘市长，你就别给我作大报告了！说心里话，我也同情你，真的！你想想，八年前我们一起到国家部委一位司长家送礼，人家司长把你当回事了吗？照打自己的麻将，都不用正眼瞧你！你忘了，回到招待所你和我说了什么？”
刘重天眼前出现了当年耻辱的一幕：“我说，中国的事就坏在这帮混账王八蛋手上了！”
白可树自以为掌握了主动：“所以，刘市长，我并不准备举报你，你搞点小腐败也是为了工作嘛，在本质上和齐书记是一回事。我只劝你别揪住齐书记和齐书记的家人不放了。我的许多事情齐小艳并不知情，齐小艳是受了我的骗；高阿姨就更冤枉了，她在我的安排下两次出国是违纪问题嘛，你怎么就是不依不饶呢？是讲原则，还是搞报复啊？你就不怕齐书记一怒之下反击你吗？”
刘重天见白可树主动谈到了实质性问题，也认真了：“高雅菊不仅仅是两次违纪出国的问题吧？她手上的那个钻戒是怎么回事？是你送的吧？高雅菊本人都承认了嘛！是第二次出国时，你在阿姆斯特丹给她买的纪念品。还有她账上那二百多万，都从哪里来的呀？啊？”
白可树道：“钻戒确实是我送的，高阿姨既然已经承认了，我也不必再隐瞒。可我送这个钻戒完全是朋友之间的个人友谊，怎么能和受贿扯到一起去？不能因为我是常务副市长，就不能有朋友吧？再说，我的职位比高阿姨高得多，哪有倒过来行贿的事？”
刘重天严肃地道：“你的地位是比高雅菊高，但另一个事实是：高雅菊的丈夫齐全盛同志是镜州市委书记，是你的直接领导，这行贿受贿的嫌疑就存在，就不能不查清楚！”
白可树手一摊：“好，好，刘重天，那你们就去查吧，就算是行贿受贿，这个钻戒也不过价值四千多元人民币，恐怕还不够立案吧？至于高阿姨手上的那二百多万，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来源完全合法，是高阿姨退休后自己炒股票赚来的，是一种风险利润！”
刘重天想了想，抓住时机问：“那么，请你就这两个问题说清楚：你送给高雅菊的这个钻戒的价值究竟是四千多元，还是六千多元人民币？高雅菊在股市上炒股是怎么回事？”
白可树沉默了一下：“这两个和我无关的问题我完全可以不回答，但是，为了高阿姨的清白，我回答你：一、在阿姆斯特丹买钻戒时，欧元处在历史低位，退税后折合人民币是四千八百多元，现在欧元对美元升值了，可能有五千多元人民币了，但立案值仍应该是当时的价格。二、高阿姨炒股是我怂恿的，开户资金二十五万是我让金字塔大酒店金总从账上划过来的，高阿姨坚决不收，从家里取出了所有到期不到期的存款，把二十五万还给了金总。”
刘重天问：“这二十五万是什么时候还的？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
白可树道：“什么案发前案发后？是高阿姨开户后没几天，两年前的事了。”
刘重天又问，似乎漫不经心：“金总是你什么人？怎么这么听你的？”
白可树道：“一个企业家朋友，——你当市长时不就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吗？”
刘重天说：“我提倡和企业家交朋友，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不是让你从人家的账上划钱出来给市委书记的夫人炒股票！”停顿了一下，口气益发随和了，“类似金总这样的朋友，肯定不少吧？啊？你就没想过，你倒霉的时候人家会来和你算总账？”
白可树笑了：“看看，刘市长，又不了解中国国情了吧？谁会来和我算总账？你问问那些企业家朋友，我白可树是个什么人？占过他们的便宜没有？什么时候让他们吃亏了？”
刘重天立即指出：“我看话应该这么说：你占了他们的便宜，不过，也让他们占了国家和人民的便宜，所以，他们才没吃亏，甚至有些人还在你权力的庇护下暴富起来了……”
白可树道：“这也没什么不好，财富在他们手里，他们的企业越做越大，就增加了就业机会，也增加了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税收，目前就是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嘛，要完成原始积累嘛！比如说金总，人家十年前靠八千元借款起家，现在身家十五亿，对我们镜州是有大贡献的。”
刘重天笑笑：“你说的这个金总我不了解，不过，既然有了十五亿身家，显然是个商战中的成功者，金总成功的经验，我想，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研究一番。我现在要纠正的是你的错误观点：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判断一个国家的性质，不是看社会上出现了几个金总，而是要看它的主体经济的成分。事实怎么样呢？现阶段公有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连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国家控股，哪来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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