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偿还夙愿却也是不容易的。不是因为穷，韩太太这个“无产阶级”有足够的财力办好儿子的喜事。是因为时代的改变。如果依照韩太太的愿望，她要把自己多年没办到的全补上，给儿子置办全新的、全套的“百年牢”硬木家具，从儿媳妇的娘家浩浩荡荡地抬过来十二抬、二十四抬嫁妆，让儿媳妇穿戴着凤冠霞帔和大红盖头，乘坐八抬大轿，鼓乐喧天地娶进门来……好好儿地体面一番，把儿子的终身大事办了，也就把自己心中的遗憾弥补了，这样，她才能安心。但是，中国已经进入20世纪60年代，要按照三十多年前的规格、习俗来办这件事儿，不可能了。首先，要给儿子置办全新的硬木家具，已经没地方买去了，即使能买到，儿子也不喜欢，家里现在使用的硬木家具，天星就早已“腻味”了，凡是在东厢房里的，这次都让他给“请”出去了，按照他的意思，买了新式的大衣柜、五屉柜、双人床、床头柜，一律是米黄色的，水曲柳的骨架，三合板包镶，刷清漆。这哪比得了榆木擦漆百年牢又结实、又是样儿？可是儿子喜欢这样儿，有什么法子？在东厢房外间，过去摆着八仙桌的地方，也换上了米黄色的独腿圆桌和蒙上灯芯绒*背的椅子，比硬木雕花的“太师椅”便宜得多，可儿子偏要这样儿的！其次是花轿、凤冠霞帔、旗罗伞扇、笙萧鼓乐，现在都没地方赁去了，即使能赁来，儿子、媳妇也根本不要！再其次是女方的陪嫁，如今的风气大变，娶媳妇花钱都是男方的事儿，光听说谁家谁家送给了女方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甚至是多少多少现款，哪儿还能指望从女方“贴”进来多少多少“抬”的嫁妆？联想都别想了！何况，韩太太爱的是陈淑彦模样儿标致、心眼儿厚道，爱的是她的“玉器世家”出身，明知她如今家境不佳，人口多，进项少，她爸爸顶着个“小业主”的成分儿，不敢铺张，韩太太也就不忍心难为亲家了。面临着这种种不利因素，她不得不一样儿一样儿地退让。按照时下很流行的说法：“新事新办”，但“新”到什么份上呢？总不能没有边儿，总不能让淑彦从西屋搬到东屋就算成了亲，总不能只买点儿糖块儿散众就算完了事儿。那样儿，钱倒是省了，可是面子也没了，面子得花钱买，花高价，“困难时期”样样都贵，面子也跟着贵了，韩太大不怕，该花的钱一定要花出去，她的退让是有限度的，她只能允许某些形式做适当的变动，原则却不可动摇。她还是在院子里搭了喜棚，老年成的棚匠早已洗手不干，被她央告来了，重操旧业，兴奋得什么似的。她要在喜棚底下设宴请客、举行婚礼仪式。几十桌席面，单*老姑妈的两只手是应付不了的，她请了南来顺退休的两位老师傅，韩子奇是南来顺的常客，韩太太让他出面去请，一句话的事儿，人家就答应了：“擎好儿吧您哪，您把牛、羊肉，鸡、鸭，海味，青菜，佐料……都预备好了，我们当天十二点之前准到！”报酬是每个人二十块钱，这是多大的面子！此外，她还请了懂礼仪、善言辞的好事者当“茶坊”，既像佣人又像司仪的角色。她要把迎亲的仪仗搞得热热闹闹的，没有花轿不碍事，用小汽车，除了借用特艺公司的，再花钱雇它几辆，早早地都打好了招呼，保证到时候误不了事儿。提前好几天，韩太太就不让陈淑彦住西厢房了，让她回娘家去，梳妆打扮，等着迎娶。咱得正经八百地娶！……
念完了平安经，韩太太满面春风地站起来，由她担任总指挥的这场战役，开始了。
喜气溢满“博雅”宅，贺喜的宾客纷纷来临。特艺公司的，五四一厂的，文物商店的，韩子奇在玉器行里的知交故旧，还有一些远房亲戚。韩家在北京没有任何亲戚，都是梁家的，而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久已不来往的。“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他们都乐于为“博雅”宅锦上添花。韩家敞开大门，欢迎所有的客人，这可不仅仅是花几块钱贺礼来“吃”的，是来“长脸”啊！
来宾中的穆斯林，进门便向主人道“唔吧哩克”，教外的人，说声“恭喜”，这意思是一样的，主人殷勤招待，各屋里都坐满了，说话儿，喝茶，吃喜糖。困难时期的“酸三色”高级糖，五块钱一斤，韩太太买了一百斤，尽着客人连吃带揣在兜儿里，毫不吝惜。惟独不预备酒，待会儿的喜宴上没有酒，穆斯林的规矩不能破，等客人走了，汉人用过的那碗啊筷子啊还都得使碱水透透地煮呢。
天星穿着一身崭新的中山装，显得反不如过去穿工作服自如。新月让他把上衣脱了，只穿件驼色毛衣，上面露着白衬衫的硬领，倒显得精神。天星红着脸照应客人，话也不会说，吞吞吐吐地，连自己都觉得别扭，是在受“折腾”。倒是新月文文静静，大大方方，招得那些女宾看不够，拉着她的手说话儿。
这个说：“哟，这就是新月啊？我横有十几年没见着了，都长成这么大的姑娘了？瞅瞅，模样儿这个俊，跟你妈当姑娘的时候一个样儿！新月，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对我说：最喜欢吃姨奶奶给的大冰糖葫芦！”
那个说：“新月，你还记得吗？我们小三儿来串门儿，你非要他的那个蝈蝈笼子，他呢，要听你说一句洋文才肯给，你就说了……”
“不记得了……”新月微笑着回答这些弄不太清辈分又很少见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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