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所有弟子的家乡连接起来，可以构成一张小小的地图。如此看来，我的这位师父，虽然没有桃李满天下，但也算是遍布东三省了。
这些弟子，除大师兄之外，年龄都比较接近，最大的十八岁，最小的跟我一样，十五岁。后来我听师父说起，十五和十八，这两个年龄，算是这一行里的两道门槛，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就是如此。低于十五岁，一般都还在上学，不会出来学艺，学也只是认个师门，利用周末的时间，学点武术方面的基本功，只能算是学徒，不算正式拜入门下。时代在不断进步，像我祖父一样，八岁进入师门，以童子功出身的儿徒，如今几乎没有了。等过了十八岁，身体基本定了型，筋骨也就硬了，高跷秧歌毕竟练的是拳脚上的功夫，超龄之后，也就没有了可塑性。学艺的时间也是根据这两个年龄来规定，一般是三年。因此，谢家班就像是一所学校，不断有弟子进来，也不断有弟子学成离去，就像根持续运转的链条，让高跷秧歌传播着。
晚饭在师父家里吃，为了欢迎我的加入，师父叫了所有弟子，围成两桌坐着。我那位财大气粗的大哥在临走时，一次交足了一年的伙食费，因此饭桌上格外丰盛，就像是在过节。师娘的手艺确实是好，蒸煮煎炸焖，满满的一桌子菜，色香味俱全，让人食欲大振。闯关东来的山东女人在厨房里，总有着魔术师一般的神奇能力，从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她们创造了天下闻名的鲁菜。
吃过晚饭，师父将我交给了大师兄。我是最后一个入门的，按照规矩，所有的人我都得叫师哥。大师兄将师哥们一一介绍给我。我无法记住那么多的名字，只能记住大致的排行。从大师兄开始，一直到十五师兄，加上我，就凑够十六的数字了。大师兄笑着说：“十六师弟，挺吉利啊，拆开来就是两个八。”
等介绍完毕，离得近的弟子回了家，离得远的，就寄住在师父家里。我离家不算太远，但也没法每天往返。更何况大哥很反感我恋家，他常说，作为一名男子汉，就应该像我老祖宗那样志在四方。这是大哥对我的期望，但是我想，这也是他对当年自己作为长子却没有勇气学习高跷秧歌的一种反省吧。毕竟，对大哥来说，那代表着一种怯懦，他不希望在我身上重演。因此，他将我带来谢家崴子的那天起，我就很少回去了。
宿舍在师父家后面，一座占地半亩的小院子，中间有条水泥路，将院子一分为二。一边是块菜地，种着一垄垄的瓜果和菜蔬，靠墙的地方，搭着半圈架子，上面爬满葡萄的藤蔓；另一边盖了三间简易的砖瓦房，每间房里，放着四张上下铺的铁床。也许是我资历最浅，大师兄把手一指，我就有了一个角落里的床位。我不明白，明明有更好的床位空着，大师兄为何将我安排在角落里。
如此一来，我就得在洗手间的边上睡觉了。我一躺下来，我的这些师哥们，便陆陆续续从我床前经过。黑暗中，我不时能听到清晰的滴落声，滴滴答答的，就像是滴在心上，然后就是一阵哗哗水声。好在我的睡眠还算不错，短暂的不适之后，睡意袭来，眼睛一闭，我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清晨，我做了个梦。在一阵整齐划一的脚步声，我又回到了学校的操场上，穿着校服，在一队学生中间，蹦蹦跳跳地做着广播体操。还没做完，背上突然剧烈一疼，我惊醒过来。梦散了，脚步声还在，是从练功场那边传过来的。
我翻身起来，睁开眼晴。宿舍已经空了，那几张铁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看来谢家班的弟子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起床也是如此的训练有素。窗外是一轮初升的太阳，擦着凤凰山黛色的峰顶斜照过来，和微风一起在这座叫东尖山的小镇上缓缓流动。接着我看到了大师兄站在床前，手里拎着一条竹根做成的鞭子，笑眯眯地对我说：“对不起了，小师弟，我要是不打你，师父一会儿就得打我。”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背上的疼痛加剧了，火辣辣的，用手一摸，一条链状的伤痕已经隆了起来。
大师兄就这么站着，满脸笑容，亲切地看着我。我忍住背上的疼痛，穿好了衣服。说实话，这种在抽你一鞭子之后，还能够像亲人一样温情脉脉注视着你的人，我从未遇到过，这一鞭子可是结结实实地打在我背上。我暗暗寻思，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做到一边温情地注视着你，一边又残忍地把你给打了呢？如此看来，我的这位大师兄可真不简单。从这天开始，一看到他的笑容，我心里便会不安。
谢家崴子的早晨是热闹的，外面的练功场上，师哥们正在一圈一圈地跑步，齐整的脚步声在村子里飘荡。师父的姿势让我有些惊愕，这位谢氏高跷秧歌的传人，双手各抓一只石锁，头下脚上，倒立着撑在地上。他的长发盘成一束，用一根银簪别住，看起来像道士，他的眼睛是闭着的，任弟子们在身边来来去去，也不睁开一下，就好像他用这么一个古怪的姿势就是为了在练功场上好好睡一觉。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师父的修炼方式，类似于坐禅。武学的最高境界，是修心，师父的这个姿势，可以让他身心兼修。他的古怪装扮也是源自师承。秧歌的起源最早是在明代，曾经是一种皇家御用的表演艺术。后来明朝没落，秧歌才走出皇宫，流传到了民间，因此也多少带着点明代宫廷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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