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姐在镇里一家养殖场上班，我爸跑去大闹养殖场场长办公室，坐在场长办公桌上哭天抹泪，可怜兮兮的让场长预支我姐三个月的工资给他去看病买药，不明情况的场长误以为我姐人品确实有问题，不但预支了三个月的工资，还从自掏腰包拿了二百块钱给我爸，还说一定会严肃批评我姐。
我姐听说后气得要死，费了好大劲才让领导相信我爸就是一个无赖、骗子。
我妈怕我爸影响我姐的工作，只好把我爸接回了家里。本以为他病了能消停下来，好好过日子，可是他回家后对我妈仍然是张口即骂，伸手就打，没钱了就朝我们姐儿俩要，还威胁说，不给钱就打你们妈。
就这样又过了几年，我和我姐都有了孩子，有时想带孩子回娘家看看姥姥，但待不上一会儿，这个让人糟心的姥爷就开始脏话连篇，还要教外孙子怎么喝酒、怎么骂人，吓得我和我姐赶紧带上孩子回城里。
最近，我和我姐商量好，高低要把辛苦了一辈子的妈接到了城里，让我爸自己在村里自生自灭去吧。
我爸当然不同意了，听说还要去法院告我们，说我们姐儿俩不尽赡养义务，我妈为了保护我们俩，也是为了能彻底脱离苦海，所以才杀了我爸，没想到还是被警察查到了，我妈不想进监狱，所以才喝了百草枯……”
杜林拿出了日记本，他打算把这个案子记录下来，载入自己的“史册”：
华夏女性，特别是华夏农村女性的坚强和隐忍，让人既感动又唏嘘。但当她们遭受的遭遇，超出她们忍受的极限时，她们所爆发出的惊人的智慧和毅力，也让人惊叹。
其实，于桂芬本可以在杀掉陈玉安后，顺利的到女儿家里安度晚年的，一切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意外。
陈丽和陈娜想接走于桂芬，陈玉安知道，如果于桂芬去了城里，那自己可就真的没人管了，所以死活不同意，还要告她们姐俩。
于桂芬只好先暂时留下，但为了彻底摆脱陈玉安，她开始了细致的谋划……
她并不担心自己杀不死陈玉安，陈玉安虽然是男人，但他年岁不小了，而且腿又有病，行动不便，只要趁他睡着的时候下手，杀了他，不成问题。
所以她首先要解决的是怎样处理尸体，最好是让陈玉安人间蒸发。她先去村里杀猪的屠户那里买了一根猪腿骨，“顺便”问了问怎样能把骨头砸碎，屠户告诉她，可以先把肉剔下来，先吃肉，骨头可以用斧头砸碎，煮一锅骨头汤，不好砸就多放点醋，煮软了再砸。
有了处理骨头的方法，她便开始了“杀夫计划”。
一天深夜，她趁陈玉安熟睡之后，用一床被子盖住陈玉安的头和上半身，然后骑坐在陈玉安的身上，用一把尖刀连捅数刀，杀死了陈玉安。
等陈玉安死透了之后，便在院子里支起一口大锅，将陈玉安肢解成十几块，把骨肉分开，分几批扔进大锅里，将皮肉煮烂捣碎，埋在自家房后的一个大坑里。
骨头再一次下锅，放了足足两大瓶醋，打算煮软一点之后砸碎，但就在此时，出了一个意外。
陈玉安家的位置在大桥村的边上，距离别的村民家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所以于桂芬不担心会有人发现她在煮尸体，但同样的，因为远离其它人家，这里也总有野狗出没，正在于桂芬处理尸体时，一只野狗被香味吸引，偷偷跑进了她的院子，从一堆还没有下锅的骨头中，叼起一根大腿骨就跑，于桂芬追出去好远也没有追上，便只好随它去了。
处理完尸体之后，好几天都没动静，正在她收拾东西准备去城里和女儿一起生活时，警察第一次来到她家，询问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人失踪，她说陈玉安去外地打工了，打发走了警察，但她害怕这样骗不过警察，万一警察查到了她身上，她怕给女儿添麻烦，便准备好了一小瓶百草枯。
果然，几天后，警察再一次找到了于桂芬，这一次的架式可比上一次大多了，呼呼拉拉进来十几个警察，于桂芬心里知道这是事情败露了，把心一横，趁警察不注意，便喝下了那瓶百草枯。
由于于桂芬的特殊情况，警方和检法两院特意开启了快速审判程序，一切从简，终于在五天后缺席宣判于桂芬有期徒刑二十年。
之所以判这么轻是因为她是在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之后的反抗，所以法院酌情从轻量刑。
当判决书送到于桂芬眼前时，于桂芬开心的笑了，艰难的说道，“法律也觉得我不用替这个老东西偿命，我死也值了。”
四个小时后，于桂芬去世。
审理前，为了帮于桂芬减刑，我和李宪去了大桥村做了一次走访，收集一些证据，李宪笑称，为了帮嫌疑人减刑而奔走，这还是头一回。
在村委会和陈玉安的几个邻居家，我们做了一番调查，证明了陈丽和陈娜的说法基本属实。
几十年来，他们经常能听见或者看见陈玉安打老婆、打孩子。不但如此，他们还向我们讲述了不少陈玉安其它的“黑历史”。比如，某个村民和他有点矛盾，他半夜去把人家的柴火垛给点着了；有人背后说他勾搭寡妇，他就偷偷往人家井里扔死老鼠；村里给贫困家庭的学生发补助，他把不上学的小女儿也报了上去，冒领一份补助款等等……整个村里几乎没人同情陈玉安，都说他活该。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陈玉安这种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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