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把手机和充电器递给我要我去帮她插上充电。于是我应声去了再回到院子里，师姐已经开始跟师傅喋喋不休的说着。师姐的精神状况看上去不太好，也许是这件事情让她太过于受到刺激的缘故。而师傅则在一边语重心长的安慰她，甚至还帮董孝波说了不少好话。
那时候的电话，充电还需要挺长时间的。所以当电充好以后，已经是下午了。师姐拿来电话，打给董孝波，我们都安静下来，让师姐打完这个电话，却在这个时候，院子外的通道里，传来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
师姐立刻站了起来，迅速的打开了院子门，发现董孝波正颓废的站在门口。师傅对我使个眼色，要我先把他们俩弄进来再说，别让路过的人看热闹。于是我就走到门外，推了推董孝波的肩膀对他说，你别在这傻着了，先进去再说吧。
说实在的，董孝波能来，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也证明了师傅的话，这个人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走错了路子而已。进屋以后，我就立刻站得远远的，我很不喜欢这种凝重的气氛。师姐和董孝波就这么一直对望着，师姐的表情比较让人看了难受，就是那种非常委屈，但是心里憋了一肚子话却说不出来的感觉，泪水在两人对视了几十秒后，就从师姐的眼睛里掉了下来，而董孝波则是一脸的内疚模样，却又要使劲装出一副我做也做了现在可能说什么都没用了的样子。我相信此刻的他也和师姐一样，有话，但说不出。
就这么默然了许久后，师姐突然伸手打了董孝波的肩膀一下，再一下，接着再一下，就这么一直打，越打越用力，打到最后甚至哭出了声，董孝波一直站着，仁她打，到后来我看着都觉得疼了，于是就想要上去拉开师姐，师傅说，让他们好好谈谈吧，该跟小董和你师姐说的话，我这个当长辈的都说过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吧。
师傅说完就从衣兜里摸出当初董孝波留下的那个扳指，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然后拉着我，进屋，关门，然后我们师徒俩，一边听着院子里师姐那不清晰的打骂声，一边默默喝了好几杯。
这个时间持续得原本就比较长，对我和师傅来说，可能更漫长一点。随后我们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走出来看，发现董孝波呆呆傻傻的站在院子里，而师姐已经跑了出去。
师傅纳闷的问，辛然跑哪去了？董孝波不回答。但是我们都知道，肯定俩人没谈出个结果来，所以师姐负气走了，师傅大声对董孝波吼着，那你还不赶紧追啊。
董孝波抬起头来，看着师傅说，追不到了。武师傅，你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谢谢你的提点和开导，再见了。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屋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师姐了，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董孝波。
师姐那天自从离开以后，就没了消息。电话也不接，害得我和师傅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和师傅才接到师姐的电话，她说她已经重新回到柳州了，而在派出所销案的事情已经不知道被谁给搞定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董孝波做的，他是一个港商，在内地做生意，自然需要打点好很多地方上的关系。而当师傅问起她董孝波的时候，师姐却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听说工厂已经转手给了其他人，也许董孝波就此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了。
而事实上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我们再没人知道董孝波的下落，即便是师傅托人到了香港打听，也不得而知。而我们也不知道他事后是否真的悔悟，没有继续打捞扇子，或是有没有捞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之后的某一年，香港海关在回归后配合内地政府追讨那些被港商因制度问题而迟迟未能归还的文物时，名单里并没有双桂堂失窃的贝叶经，也没有那师傅的那把六叶八卦扇。
事情的结局，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总之我们还继续这么生活着，各自经营着一片小天地。我和师傅那段日子都特别关心师姐，常常打电话，直到她走出心里的困境，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她告诉师傅，她在柳州收了几个徒弟，悟性都还不错，也算是对师傅当年的搭救一种报答，起码让我们开枝散叶了。
师傅听后很是高兴，还特别带我前去柳州给每个徒孙都包了个大红包，顺便亲自考究下这几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的心性。我虽然岁数和师姐的几个徒弟差不多，但是我却是老资格的师叔了，所以我也很得意，并且在柳州吃到了一家母女经营的长沙臭豆腐，任凭风浪再大，我依旧是个吃货。
而师傅，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多，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苍老了很多。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因为咳嗽还一度逼着我戒烟，事后又被我以庆祝戒烟成功为理由，重新抽上了。
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师傅突然要我收拾行囊，跟着他出一趟远门。我问师傅，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是要去哪呀，师傅说，去四川，去藏区。藏区是我一直很向往的，那二年，还没有打砸抢的事件发生，而藏区的美丽我也只能在电视里和明信片上看到，这次要去那边，心里特别激动，还为此专门花了99块钱买了个一次性相机和两个胶卷，柯达的，那时候还没破产。
但是当我们坐着火车一路从昆明颠簸到西安，再从西安转了火车到达了青海西宁的时候，我们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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