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教授很有名望不假，但是只要他在病历里客观记录描述了你的梦游经历和事件，鉴定中心的专家应该也会有自己的判断。精神和心理方面的事情本来就有很多说不清楚或者说法不一的地方。如果另外找医生重建病历档案，会给人临时拼凑的印象，除非你让医生编造你看病的历史记录。但这恐怕不太好。”
跟邱律师一起讨论下一步辩护计划的时候，邱律师否定了馨雅的提议。
最后我们跟邱律师达成共识：还是以汪教授那儿检查治疗的病历档案，然后将所有的梦游事件、每一次事件的处理结果，包括医院治疗和派出所的调解、处罚，都形成书面材料并附上相关录像、录音和纸质证明，由邱律师出面申请对我的精神病司法鉴定。
搜集和整理这些材料，很费精力。我说我自己来，馨雅不放心，一定坚持这个工作由她来做。
自己家里的录像资料比较容易，医院治疗伤病的证明也不算复杂，到派出所接受问询或者处罚的记录应该也能弄到，但发生在街头或者别人店铺里的事情，需要求别人帮忙才能获取，有的时间久了记录已经被抹掉了，而被抹掉的这部分，如果当初给派出所的备份没有了的话，还要说服别人在证明材料上签字。
馨雅为那些证明材料进进出出，里里外外忙乎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是把材料准备得差不多了，交给了邱律师。
过了一段时间，邱律师通知我们说，精神病鉴定没有通过。
“为什么？”本来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想到的一种可能，馨雅听说了仍然惊慌失措。
邱律师说，鉴定报告上没写那么仔细，但他当面询问了一下参与鉴定和讨论的人员，人家解释说，国外对梦游产生的后果的法律责任也是有分歧的，在我国梦游到像我这样程度的难以想象，案例是有限的，并且所有梦游事件似乎都是恶行。
“怎么能这么说？被人打伤了算是恶行吗？他跳楼摔断腿了惹着谁了，也算恶行？”
邱律师轻轻拍了拍馨雅的手臂，安慰说：“别激动，别激动。其实他为什么被打伤的，你并不知道，对吧？他还没来得及走远就摔伤断了腿，如果没摔断腿你知道他准备去干什么？”
靠！这潜台词不就是说我梦游肯定是准备去违法乱纪干不法勾当呗，只是没能得逞罢了。
怨邱律师也没用，我想他不过是转达了鉴定人员的意思。我想起了汪教授当时也对这个现象表示怀疑和不解的。
馨雅仍然还是按耐不住：“如果这样那不是一点缓都没有了？”
“也不完全是那样。鉴定组在报告中如实说明了他的梦游事实，免于刑事责任的可能性没有，能不能酌情轻判或者轻判多少那就要看法官的了。”
尽管邱律师的话为我们保留了一点期待的空间，馨雅却完全是一副崩溃的神情。
看着馨雅身心疲惫、日渐消瘦的样子，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仅此也就罢了，馨雅还一直惦记着桂梅在我家失魂落魄、用拳头猛砸自己脑袋自责的事情。
那天为准备我的精神病鉴定需要的材料在外面跑了大半天，回到公司要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正赶上桂梅郁郁寡欢地从我办公室出去，差点跟馨雅撞个满怀。
“我对桂梅很不放心，她的心事迟早会把她憋出大问题的。”
我在心理叹息：馨雅啊馨雅，你还是好好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但我也不否认馨雅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桂梅的确是越来越看不懂也理解不了了。
“她精神确实有点不太正常。你是女的，底下跟她多沟通交流，能让她敞开心扉愿意跟你聊就好了。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一个人扛，放在谁身上都好不了。”
馨雅迟疑了片刻，试探着问我：“要不也带她到心理医生那儿去咨询一下？”
我觉得馨雅这个提议值得考虑，肯定地说：“对。你去动员动员，如果说服不了她的话，我再去找她谈。”
可是馨雅想找桂梅谈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桂梅了。
从周一开始，桂梅一连两天没到公司上班，没有请过假，打电话始终关机，问过办公室里所有的同事，没人知道她的线索。
与桂梅合租的女孩说，平时大家碰面的机会也不多，没太注意，这两天好像是没碰过面。
担心桂梅突发疾病在家，我们撬开了桂梅的房门锁，发现桂梅的屋里竟然出奇的简单整洁，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物品了，床上被子跌得整整齐齐的，跟现在很多单身孩子屋里像狗窝形成很大的反差。
馨雅急得在屋里团团转：“一个年轻漂亮女孩子，一连几天没有消息，肯定出事了。你看现在动不动网上就有女孩失踪的，还是赶紧报案吧！”
我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桂梅虽然神出鬼没的，有时也会天上一句地上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自从加入公司以来，从没有无故旷工过，也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手机处在关机状态的。
报案的时候，警察问我们，桂梅平时有什么习惯爱好，周末通常喜欢外出还是宅在家里，有哪些经常往来的朋友，家在哪里。
警察的问题让我感到十分惭愧，这时才发现我们对桂梅了解得太少了，关心的真的太少了，就连她的家是哪里因为当时撞伤她腿的时候她不肯说，就再也没有多问，甚至她家里究竟有些什么人也不是很清楚。
联想到桂梅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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