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房子全都是土坯瓦房，好一点的可以凑上几块青砖。我的家还可以，像是北方的四合院式，主房中间一间客厅，左边一间是卧室，右边一间存放着些生活材料，主房前面左右两边各有两间厢房，用作厨房和别的。客厅的地板是用砖铺成的，一间厢房的墙角，摆放着一些家具，小小年纪的我都摸过用过。门口进去两步处摆着一个大的用水泥聚成的槽，后面拴着两头牛，那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喂牛时忙碌的身影。父亲结婚分家时，家里还比较富裕，宽松的环境一直延续到我的童年快结束。
村子里的人一代一代都活在这块天地下面，一年四季与庄稼打交道，绝少出远门。比如去了一次县城回来了，就有了从大城市刚回来的喜悦的样子，完全不知道，我们那个县城到现在还是很落后的小城，而城市是分等级的。他们生活着的年代，跟毛主席最亲，一个个都是纯朴的面孔，知道些什么呢？说起“北京”这两个字，还是好像跟古代的人提起“皇上”这两个字一样，顶礼膜拜。父母巴望着我们走出农村，因为种庄稼很苦很累，遇到天灾甚至还吃不饱。这个村子在中国的内部，而且离城市较远。分土地已经有几年了，大人们还是很高兴，祖辈父辈们都乐于搞社会主义生产。此时国家发生过的一些喜庆的事，但是文明之风迟迟没有吹进这个村子，人们也尝不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甜头。少数的人从村委室里读到《人民日报》，谁的家里用报纸糊墙，也是一件气派的事。邻居家的墙上有一张风景画，下面印的年代已经算是久远的了，几年后才知道那是安徽黄山的画面，别人肯定也说不出来。
这个不小的村子聚居着各式各样的人，他们不停地做活，很少去思索，如果某人听到一个新词，就想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去炫耀，尤其是人多的地方，如果说给一个人听，还怕别人窃了去。我对大人们是非常恭敬的。当我反感一些人时，有几个信教的老者也能吸引住我，他们一年中有几次要走路去深山里朝拜。有一些庙会，母亲也是年年都去，有时也牵上我，她总要杀只鸡带着供品去祈祷，虔诚而严肃地嗑头许愿，那心愿无非是平安和后代的昌盛，是的，希望在我。在以后的几年，每每回忆到这一幕，我知道自己不仅是属于我一个人，如果只是平平安安，笑口常开，那我也不难做到，但我对信仰有了认识后，便不得不思考起自己的命运，这道难题在我心中一直放不下。
村东头有三间土坯房，住着两个男人，四十岁出头的颜森和儿子福祥，颜森老婆死的早，他辈份挺大，性子活沷，是个老小孩。每天天不亮，我们这些小孩子就，颜森也在村头溜达，小孩子都随大人直呼其名。颜森是个勤快人，很少闲下来，当他扛个锄头去地里干活时，经常是边做着，边扯开嗓子哼唱几声。除了分到的田地外，他还开恳了几个小片荒地，并用石头圈起来，小石墙本来是磊的整整齐齐，但总是被一些调皮的孩子拔的乱成一堆或遍地都是，生气的时候他会扯开嗓子骂这群小兔崽子。福祥憨憨的，没受过教育，但是很听话，也不算是累赘。两个劳力也常常帮别人家干活，所以很受欢迎，他抽烟喝酒有瘾，喜欢用大碗，也常常拿着个旱烟袋，人也显得爽快。
颜森有一杀猪的手艺，要过年的时候，院子里总是拴着好几头生猪，也围了不少人。那场景我一直都记得：一边在大锅里烧着水，另一边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子把猪抬到平放着的门板上，两个人专门按在猪的头部，猪还在哼哼乱叫，颜森眼疾手快，猛地在猪的脖子上就是一刀，主人把提前准备的桶搁在下面接猪血，随着血淌淌流下，那猪开始声嘶力竭的叫喊声变成了**，接着就慢慢不再动弹，发出最后一声喘息。也有些猪在人们以为它已彻底断气了时，还猛地伸了一下蹄子，“哟，还想划两拳啊”，不知是谁冒出来这样一句，围观的人爆发出一阵笑声。接着各忙各的，帮忙的女人们去厨房把接到的猪血炖给大伙吃。那边大锅还在烧水，这边用铁钩钩掉两个猪蹄壳，再用刀穿个小孔，塞一节几寸长的竹子，就用气桶夹住开始打气，猪的肚子慢慢鼓了起来。本来很小的猪，六七十斤，充气之后也像一百多斤的样子。一个人提耳朵，一个人抓尾巴，两个人用力攥住四条腿，就可以把这头猪放在锅台上，因为它不像刚才那样乱跳和乱叫了。颜森老汉用瓢舀起锅里的开水浇这头猪，混身浇过几遍后，就用锋利的刮刀刮猪毛，“哧哧哧哧……”几分钟后，人们眼前就呈现了一头雪白的裸猪……。
村里如果哪一家办红白事的时候，也同样要杀头猪的，那户人家周围都要围满了人，全村的人几乎都有去过，三四天里要煮大?饭，需要很大一批柴火，这个时候就用得上颜森的儿子福祥了，因为那柴禾都是他上山里砍的，在那些个重要的日子里，他也是起着自己的一份作用。有些人在叽叽喳喳说他傻，我也曾和别的调皮的孩子一样，受到蛊惑去捉弄他，但他只是傻笑着，后来我逐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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