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因为过度悲伤,我感觉有点心悸,有两次忽然天旋地转,慌忙扑到窗口用力推开玻璃窗,深深吸几口外面的新鲜空气,好一会才缓过来。
女儿很担心我,等事情处理完我确实应该换个环境生活,不然,恐怕迟早要倒下来。
前二天,因为对先生的突然离去心存疑虑,我仔细核对了他在网上**的“单氏中药”。
我用放大镜在“养肝止痛胶囊”的小瓶包装标签上仔细查看,其间有一行不易发现的小字映入我的眼帘“禁忌:月经期及有出血倾向者禁用”,顿时感觉身体内的血刹那凝固了。天哪!先生的大便之前已有过隐血,而且告知了对方,但对方却仍然让他服用此药。
我打开先生的手机,重新看一遍先生与对方的全部对话内容。
“王医生,我昨天晚上也开始吃平肝,养肝止痛胶囊了,安你的说法吃。但昨天一晚上火发热,心悸,失眠了。看了你的说明,是好事。问,这种状况是短暂的还是长伴服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除吗?谢谢!”……
我捧着先生的手机痛哭失声,因为我之前的反对,他啥都不告诉我,一个人默默地煎熬着,傻傻地言听计从。
先生盼望着转氨酶指标早日降下来,顺利手术缩小肿瘤,然后去“孟超肿瘤医院进行“免疫细胞疗法””。
可悲的是,因为他的固执,手术复查后,一个多月在外流浪,因此没有得到及时有序的治疗。
先生急得乱了方寸,偏偏又吃了网上**的“单氏中药”,这是催命的药啊!
悲痛之余,我将此事告诉了关心我的报社同行好友,朋友怒不可遏,联系了新民晚报负责投诉版的记者,表示要跟踪报道此起事件。
擦干眼泪,痛定思痛,我决定先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
我拨通了上海市民热线,接听的是位先生,随着我的叙述,对方的键盘声急促有力,最后当听说是吉林长春的私人医院时,对方停顿了一下,遗憾的告诉我,那里不是上海管辖的范围,但他很快给了我吉林长春的市长热线号码。
我很幸运,长春卫健委的高先生很快联系了我,并问我是选择内部调解还是走司法程序。考虑到疫情时期二地来回不便,我选择了先调解。
对方的院长亲自来电,强调了很多客观理由,只同意退药,并报出了自己很多头衔。
我告诉他,我退休前的工作就是在报社专业写软文广告,我很清楚私人老板的营销策略。他听出来我是个有文化的人,尤其是当我提出其中一种药对我先生的病有害时,他推脱要开会而结束了通话。
晚上,负责推荐药物给我先生的工作人员(先生称他为李医生)打我手机,自然是一番沉痛的表示哀悼,然后转入正题。
“老大姐,都是我的错,你的损失由我个人来承担……”我心里很清楚,他只不过是医院的“马前卒”。
我问他,你有医生资质吗?他支支吾吾“资质是有的,但药是我们院长配的……”
直觉告诉我,他只是营销负责的主管。他向我诉苦,说因为工作失误,院长要解雇他。让我同情他,别让他丢了“饭碗”。
我问他,因为你们的失误,让我先生提早结束了生命。我同情你,谁来同情我?
从他的叙述中我得知,有关部门已到医院展开调查,第一批资料上交审核,接着要送第二批……
这位在网上自称医生的人,他将责任全部揽在了自己身上。但在网上指导我先生服药方法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她)们对外都自诩自己是医生,令不明就里的病人信以为真,我先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我经常流着泪想,如果手术后一个月复查时听从主任的建议住院改善肝功能,会是这个结局吗?而先生偏偏回绝了主任的好意,执意要看中医调理。
而中医专家认为还是用西药输液效果来得快,结果是“驼背跌在地上,两头不着地”。
如果中山医院消化科住院通知赶在五天的输液药用完前到达,会是这个结局吗?
如果瑞金医院感染科的个别医生体贴入微一点,而不是用先生的病情刺激他,会是这个结局吗?如果出院前一天不是邻床病人肝昏迷直接在病房抢救,令我先生和另一位年轻患者一夜未眠,会是这个结局吗?……
所有发生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又有谁会在乎一个已经是晚期的癌症病人?
进院前先生还能轻松自如的自己驾车出入,仅仅一个星期左右,出院后,先生的体重极速下降,吃不下,睡不好,连走路都费力了。为了后面等着的手术方案,他相信了“单氏中药”可以改善肝功能的承诺,不听我的劝阻,冒着风险吃下了所谓的“神药”……
我与先生曾经的病友谈及此事,显得忧心忡忡。癌症病人需要的不仅仅是手术和药,精神安慰与细腻的服务同样是他们所需要的。
如果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有一颗仁慈的心,将癌症病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去关心,那将会是诸多癌症病人的福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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