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玻璃门，我可以看到滨江市工人文化宫大厅里人影幢幢。
我不经意地向前走着，看到红色天鹅绒作背景的舞台幕布上方写着大字“滨江市西马克杯‘改革青春奉献’电视演讲比赛”，在眩目的舞台灯光的辉映下，这些字辐射出金黄的梦幻般的色彩。
我身著铁锈红衬衫白色长裤，神态自若地走上舞台，开始了演讲。
尊敬的的评委老师、亲爱的青年朋友：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奉献青春》。
我们都知道，我市改革开放的成功，经济建设的腾飞，有赖于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尤其是我们青年。也许有青年朋友说，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那是领导或伟人的事呀。
哦，不，朋友，要实现我市两个文明建设的目标，还需要我们这些奋斗在平凡岗位上的青年，去发光发热，去奉献青春。
下面来说说我自己吧。
八九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到芦花荡中学。说真的，我是带着几分惆怅、几多迷惘跨进长江边上这座毫不起眼的乡村中学的。
可是不久，我的惆怅与迷惘就给学生们的热情与理解消融了。
课堂上，没有学生捣乱，他们都端端正正地坐着，神情那么专注，那么认真。
这对一个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我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啊。
我庆幸自己，遇上了一群听话的好学生。
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上好语文课，决不让学生失望。于是，我认真地备课、讲课；我认真地辅导学生、帮助学生。我们不仅谈学习，还谈社会，谈人生，谈他们愿谈的一切。
我永远忘不了一件事，它在我脑海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那是八九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放学后，我到班上看看，发现班长张宾雨没带雨具，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我没有想什么，也没有说什么，拿来了自己的雨衣。
他接过雨衣问我：“老师，明天您去市里参加文娱会演还用它不？”我笑着回答：“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张宾雨迟疑了一下，随即说：“老师，还是您用吧！”
我拍拍他的肩膀，要求他拿去用，可是说了好几次也没用。
我有点生气了：“张宾雨，这次得听老师的，要不以后就别喊我老师了！”张宾雨顺从地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穿上雨衣。
天已经黑了，外面的风把门吹开了几次。
我正坐在宿舍里看书，突然听到了敲门声。谁呀，我起身打开门。“老师，您的雨衣。”啊，是他！
霎那间我明白了，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朋友们啊，你一定也会明白，他是担心我第二天没有雨衣穿呵！
当时，我没有接雨衣，心里陡然升起一股怨气：“谁叫你送的？谁叫你的？这么大的雪，这么大的风！我可以不要雨衣，不要雨衣！你懂吗？懂吗！”他只是默默地站在门口，身体似乎由于冷而在发抖，而我的心也在发抖啊！
我抬高了声音，用手重重拍着他的双肩：“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借，就让你淋雪，淋雪！你呀，你呀！”……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每当想起它，我心中就奔腾起股股热流。
朋友，你不觉得我的学生是多么可爱、多么懂事么？他们关心着我、理解着我，给了我许多许多，而我付给他们的却太少太少。
从那时起，我深深地爱上了我的学生，深深地。
于是，我更没日没夜地去工作，孜孜不倦地去讲课。当楚小花同学的作文在全国获得二等奖时，当蔡妙雪的作文获得滨江市一等奖时，我忽然觉得自己每一个子夜的艰苦每一次心灵的寂寞都是值得的，学生的进步与成功，比所有的财富与荣耀还要有意义有价值。
九○年上学期快要结束时，班上学生不知从哪儿得到消息，说我下学期不在芦花荡教书了。为这，好些学生在一天下午来到我宿舍，请我留下继续教，眼神中写满了期待与信任。
班长张宾雨说：“老师，留下吧。有些同学说，如果你不教他们了，他们就不想上了。”
曹俊斐笑着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讲了一句：“也许我就是其中一位，老师。”学***杜中正则调皮地向我挤挤眼睛：“如果你走了，老师，我们每个学生都去您家请您。”
……
望着他们亲热的面庞，听着他们朴素的话语，朋友们啊，你说，我能不被撼动吗？虽然我想调离芦花荡，寻找一片更适合自己翱翔的天空，可是，我又怎能离开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我强忍住眼眶中快要泛滥的泪水，动情地答应他们：“我不会走的，我怎么会走呢？不会。”
可是他们终究不放心，暑假里又赶了三十多里路，来到红旗乡楚家庄我家里。
我永远记得那是七月二十日，天很热。我再一次被强烈地撼动了，凝视着满屋子学生期盼的笑脸。朋友们啊，你说我能拒绝他们吗？我一字一顿地仿佛告诉他们又好像告诉我自己：“我不会走的，不会。”没有掌声，也没有欢呼，从他们的眼神中，我读出了写在里面的兴奋与满意。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作出的牺牲。
为了给差生暑假补课，我放弃了《南疆诗刊》一个小型记者聚会；为了继哥姐姐磨破了嘴皮，甚至放弃了表哥为我工作调动作出的成功的努力。
但是，我的朋友们啊，我爱我的事业，我爱我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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