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些构想，我们将面临一个很实际的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以离休干部为代表的，那些为国作出过贡献的老人们，该怎么办？我已经说了的部分里，以他们的岁数，多数人已经不可能跟得上技术的革新，收入差距扩大化的激励也往往落不到他们头上，级别晋升的考试也更像是一种刁难。”
黎华抬起头，微笑着，看着毕文谦一步步慢慢走回来，坐在对面：“是啊，你开始就强调了，不能断章取义。”
“所以，我们需要引入第六条：以国家发展程度为依据，同龄者平等，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先将全国人口这样大致进行划分：参加过长征的；双十二事变之前参加革的；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的；1940年之前出生的；建国前出生的；1960年之前出生的；1970年之前出生的。更晚出生的人口在将来根据实际情况再说。根据这样的划分，越前面的，待遇越好，要求越低。这样安排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越艰难的环境下，能够投身革的人，显然更值得优待。我们整个国家，正处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正在并且将要继续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时期，肯定会有许多成长于旧社会的老人适应不了新时代的精神层面的要求，不，应该说，那些老革们，要论大的原则，他们的立场和觉悟是比我们这些后辈站得更稳的，但小的细节，就是另一回事儿了，他们有的，理解不了，有的，理解了也改不过来——且不说那种在战场上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却在个人生活作风问题上活该被诟病还不认错的案例；也不说那种明知道国家正在也应该推行火葬，却还是要求自己土葬的情况；单单说一个小事儿：吸烟问题。吸烟有害健康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烟厂的税收再多，也远远比不上因为吸烟导致的疾病所产生的医疗资源的花费。但如果我们强行在全国禁烟，那些有了几十年烟瘾的老人，有多少能做到？我们又于心何忍？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规定：在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的人，可以在非官方的公共场合吸烟；1970年之前出生的干部，可以在非公共场合吸烟；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不吸烟将作为提干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不同龄者不平等，越后越严的一种体现方式。这是小处上的不平等，而在大处上，同样可以有着体现：我以前不是说过吗？中顾委这种制度虽然应该持续下去，但现在需要烦恼的问题是可以当中顾委的人太多，需要选拔，将来需要担忧的问题却是合适的人越来越少，有滥竽充数的风险。我们不可能在当代就对这个转折点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判断。索性，我们可以把界限划在双十二事变和三大战役——双十二事变之前参加革的人，主要通过选拔来决定中顾委的名额；三大战役结束前参加革的人，则通过选拔和入选门槛相结合的方式来决定；之后的人，就采取绝对的宁缺毋滥的原则了。”
“这样的区别待遇，既要体现在物质待遇上，也要体现在精神待遇上。并且，我们要明确一点：第一，伟大的道路上，既永无止境，也没有退休的说法。退休是生老病死的客观结果，却不是精神上的消寂。对于离退休人员，我们要组织和安排好定期的体检，要根据身体的实际情况，赋予他们一定的深入基层的宣传和教育任务——就在他们居住所在地的周围，主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言传身教。可以是他们走进附近的校园，也可以是组织学生到他们家里。有很多工作了一辈子，事业心很强的人，一下子骤然松下来，空下来，闲下来，不仅不是好事儿，反而会导致精神状态的剧变，影响了健康。而另一方面，我们虽然应该给予这些老人各方面的优待，但前提是，他们愿意遵从医嘱。依然可以以吸烟问题为例：对于同时间段参加革，并且都有吸烟史的离休人员，愿意下决心戒烟的，待遇就应该比戒不了烟的更好一点儿，这一点儿不必也不该太大，但必须要存在。一个细节的差距无伤大雅，所谓量变引起质变，许多个细节的差距累积起来，就该体现出巨大的待遇差异。”
“黎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精神要求的区别，既是宏观上巨大的，也是体现在微观上各个方面的细处的。这些细处的明确，也是体制和政策研究室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不必也不该追求立竿见影，但一定要一步步，一点点，不断进步，对于老人，要求可以低一些，对于群众，执行可以宽一些；对于年轻人，要求就必须越来越高，对于干部，要求就必须严格落实。所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我们在将来发展得越快，对于年轻人的要求就将越高，相辅相成，可以和五年计划相结合，每5年讨论划分一次，一步一步，最终真正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而这些具体落实的情况，同样应该成为城市分级制度的重要参数。”
听到这里，黎华不禁抬头感慨道：“师父啊！这任务……恐怕不是现在的体制和政策研究室能够做得细、做得好的。”
“没错，所以我以前就说了，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和苏联差距巨大，而最大的地方，正是苏联计委里的数学人才。当地图头不遗余力地砍掉自家计委时，苏联的不断衰弱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这些人才，是我们跨越式发展最急缺的。”
黎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也举目看着四周，忽然咯咯地笑
喜欢漫步歌神路请大家收藏：(m.shudai.cc),书呆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