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房衡臣惊密报
雍正帝鞭尸吕留良
雍正七年五月下旬，年近花甲的张廷玉正在军机房入值，忽地打开一份来自西宁抚远大将军岳钟麒的八百里紧急军报，不看不打紧，一看吓得他浑身哆嗦，差一点栽倒在文案上。他像得了狂魇症似地连连摇头，嘴里咕咕哝哝地自言自语：
“荒唐！荒唐……又要大兴文狱，又要大杀一批文人学士了！嘿，一个小小秀才，怎么敢千里迢迢，在光天化日之下，去策动一位大将军倒戈造反呢？还有那个湖南的什么大学问家曾静，这不是明明送肉上砧板，还搞什么反清复明的勾当呢？”
原来，这是岳钟麒举报湖南学人曾静，派遣弟子张熙从湖南不远数千里赶到西宁军营，妄图策动岳帅起兵反清复明的奏章。
现在张熙已押在西宁军营，不日将押解京城。张廷玉看过这份急奏，好半天也平静不下来。因为自从西宁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落马惨遭诛杀，除牵连隆科多伏法禁死，还接二连三牵扯出好几宗文案，早已弄得朝野一日三惊，人心惶惶。
先是有一个浙江文人汪景祺，在年羹尧军营作幕僚时，写了一部《西征随笔》，其中既有给年羹尧歌功颂德的屁奏章表报，又有讥讽朝廷的大逆不道的文字。年羹尧赐死以后，汪景祺被抓了来，拟叛逆罪斩立决，妻妾家人被充发黑龙江受流刑。
接着，又查出汪景祺曾受年羹尧指使，与蔡怀玺等人密谋营救囚困在遵化守陵的十四阿哥允禵的大案。两案并为谋逆大罪，株连极广。
紧接着，从西宁军中，又查出钱名世和陈邦彦、陈邦直“二陈”写赠年羹尧的诗。这是二陈和年羹尧诗，除了吹捧年羹尧，也还有称颂“帝德如天被化外”，“尧天舜地封名将”之句。
与三阿哥弘时交好的毓庆宫皇子侍讲、京都名士钱名世却不同，皇恩帝宠一概不提，通篇都是吹捧年羹尧和十四阿哥允禵的诗词。如：
分陕旌旗周如伯，
从天鼓角汉将军。
钟鼎名勒山河誓，
番藏宜刊第二碑。
吏刑二部和都察院专管磨勘的几个“魔头”，查明钱名世、二陈之案，具折奏上，雍正当时一来身子不适，二来又听了许多闲话，正无从发泄，便草草批了“卑鄙无耻殊堪痛恨”八个字，交部议处。
当时三阿哥弘时想保师傅钱名世，他去找掌管刑部的王爷允禄。允禄道：
“这份折子，是先批到了我这里；我一时顾不上，请他们转到军机处去了，请衡臣相公照发回部。里头说的什么，我还不知道。”
张廷玉也深知弘时与钱名世的关系，他拿到部议奏章后，找过几回主持松韵轩政务的四阿哥弘历。弘历看过部议奏折，从容说道：
“部议都按‘从逆’定罪，按《大清律》谋逆不分首从，一概是凌迟处死！这似乎太重了。几个读书人，又没有谋反实迹，干嘛下这么重的辣手？”
弘历也未请旨，就驳了部议，叫他们重拟。后来又拟成斩立决，宝亲王还是觉得太重，改成绞立决呈送皇上。弘历还对雍正说，眼下京师谣言惑众，不如从轻发落，堵一堵那些小人的嘴。当时张廷玉和十六爷允禄在场，雍正说，谣言说我刻薄，我才不在乎呢，要堵谣言只有杀，杀掉这些无君无父之徒，谣言不改自灭。
张廷玉和允禄连连劝谏，雍正的脸色才松弛下来，说了声“再等等看吧”，不了了之。
这一等，等出了雍正关于钱名世“名教罪人”的著名朱批，使钱名世欲死不能，欲活无颜，受尽了文人学士最难忍受的人格侮辱。
那是在刑部几驳几议的奏折的“敬空”里，一笔鲜血淋漓的朱砂草书，写着雍正的“愤怒”：
部议拟罪不当。若依“从逆”之罪，钱名世岂得仅
以“绞立决”草草处置？钱名世实文人败类之尤，
名教罪人之首也。朕在藩邸，其劣迹即稍有闻之。
前奉大行皇帝御批，钱名世于修纂明史，将万斯同
数篇传稿攘为已有，为高士奇所觉，恬然无耻毫不
在意，着降两级逐回原班。此圣祖已早查此人奸佞
之心矣！朕素以为不过文人无行，偶有贪念而已，
乃以翰林清望之官，置君父于莫如，奉迎跋扈奸恶
之边将，朕实不知其所读何书，所养何性。实名教
之罪人，文士之匪类也！曷足以污朕之刀斧？彼既
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
法，赐以“名教罪人”四字匾额，示人臣之炯戒。
至若陈邦彦、陈邦直，吠声之犬耳，革职回籍可也，
钦此！
张廷玉看过朱批，一股冷气直透脚底。“名教罪人”的匾额太重太重――士可杀不可侮，雍正对钱名世之流的文人恨到极处了。堂堂江南才子，武进书香世家，两榜进士名列一甲二名的“探花郎”，要在自己祖宅门前，高悬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不但辱没祖宗，本人无脸做人，就是子子孙孙都会抬不起头。受此奇耻大辱，换了谁都宁肯去菜市口挨上一刀痛快！
杀了汪景祺，辱了钱名世，雍正对文人恨到了极处，对下面报来的文案也就特别敏感而多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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