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赐作为一个儒者和商人，他严格遵循师尊孔子的教诲，把道德放在第一位，合理、合法地谋取利益，决不能“见利忘义”，关键时刻还能做到舍利取义、义利分明才堪称大丈夫，才配称儒商。
阿赐正因为不断践行义利思想，在商业活动中自觉地把儒家lún_lǐ、神识文化同商业行为有机地结合，才使自己在经商上不断取得众多成就。
信是做人的根本，强调信、义与善的结合。阿赐后来在卫国任官职，在曹鲁之间贱买贵卖，经商致富，孔子的七十个高徒中，阿赐是最富有的。孔子原来穷得连槽糠都吃不上，困居在陋巷之中，是阿赐车马连接，喧闹显赫，四匹马架一辆车来迎接孔子。
子贡还用丝绸货物结交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没有不以平等之礼相待的，他同时使孔子名扬天下，阿赐这在当时人们反应不过来，不知道行贿受贿，还算是对的，现在便不行了，连国君都让银子买通了咋行？
阿赐也搞投资的，司马迁记载他“亿则屡中”，亿就是判断，他判断啥东西能赚钱，然后去投资，这东西还就能赚钱。最主要还是运作和谋划，比如子贡游说吴国伐齐，知道游说成功后，便在齐国开始收购粮食，储存战略物资，等到兵临城下再大涨特涨，自然赚得盆满钵满！
阿赐赚钱的谋略策划有点象索罗斯，利用羊群效应玩转商海，再在别人明白之前抽身而出。
但具体投资项目究竟有多少，历史少有记载，也说不清楚，估计除了主营玉器这个老本行之外，其余的也是一些见不得光的战争财富。司马迁商人传记《货殖列传》，写的第二个商人就是阿赐。其实，阿赐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被历史记载的第一位大商人。
《货殖列传》中写到的第一位大商人陶朱公发家致富是在阿赐之后，当时的阿赐是名富其实的天下首富，后来把全部的家档投入了讲学中，这时陶朱公才出现！司马迁不知为啥把他放到阿赐前面，可能为他挑动天下战乱，发战争财有些不满。
阿赐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神奇的赚钱本事，而是他独特的花钱方式。历史上，钱比他多的人，很多；但是，花钱比他花得值的，没有。他的钱，大都贡献给孔子周游列国了，“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阿赐先后之也。”（《货殖列传》）这样的钱，花得其所，最得其所。
善赚钱却又不为钱役，这种人还是很豁达的！
《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阿赐、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由（子路）也果”、“赐（阿赐）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阿赐的优点——“通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
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正因为阿赐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
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才能和德行，古往今来少有十全十美，人如果有长处，也必定会有短处。倘若用其长处去弥补短处，那么，天下将没有人不被使用；倘若苛责人的短处而舍弃其长处，那么，天下人都将被弃而不用。
感情各有爱憎，旨趣各有同异，即使是像伊尹、周公这样圣明的人和象墨翟、杨朱这样的贤能者，如果去征求吃瓜人对他们的意见的话，谁能免去受讥刺和遭疑忌呢？
阿赐曾经向孔子问道：“师尊，打个比方，如果乡里的人都喜欢追星，这个公众人物为是咋样？”孔子有些不屑：“不咋滴啊，本人还有点看不起呢。”
阿赐又问：“如果乡里的人都憎恶他，这个公众人物的人品又咋样呢？”孔子说道：“也不咋滴啊。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而乡里的坏人都憎恶他，这样就是完人了。”
这是因为君子和小人的意趣一定相反，听取君子的话，就废止了小人的邪道；而听取小人的话，君子的正道就会消亡。
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孔子、阿赐师徒二人对答，阿赐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师尊提问的情形。
孔子认为阿赐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阿赐：“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阿赐“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至于《诗》究竟有什么好的，后世也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能搞懂她，那么多著书立说的，都是一些没读过《诗》的人，也就是自称懂王的砖家！
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阿赐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阿赐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这师徒二个活宝经常吵闹不休，争辩一些是是非非。
阿赐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虽然扰乱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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