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可知虎方的采矿业早在夏初就已产生，其渊源甚早，铜岭j号竖井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早的采铜遗存。虎方丰富的铜矿资源和源远流长的采矿术正是其青铜文化繁荣发达的深厚的基础。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红铜器也称紫铜器，一般也认为是冶铜原始阶段的特征，可是，在青铜冶铸水平高度发达的虎方，商周时期仍很盛行。如湖南出土的大铜铙、江西吴城出土的铜鼎足等器物，铜的含量都在9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99，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殷人对觚爵的迷信程度，众所周知，但是在虎方发掘的器物中，缺少觚爵类酒器，从深层向我们表明：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进入商代晚期的虎方，已产生了国家政权，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引进了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礼器便是统治者通过对祭祀的独断实现神权统治的保障。
文字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商代的虎方，已有自己的文字系统。其构形与结体方式与同期中原地区甲骨文、金文中的同类字完全相同，属同一文字系统。
在夏末商初，中原文字传入此地，使这里的文化开始发生变化，至商代晚期，中原文字系统已在这里推广，为下层人民所接受。
综上所述，在彭蠡以西、洞庭以东的平原地区，继“三苗”而起的是虎方文化。虎方的陶器群、铜器群与中原商文化有质的差异，无论是下层群众使用的陶器的组合，还是上层统治者使用的青铜礼器的组合，都与中原殷商民族习惯的组合明显不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同一种文化空间分布上的差异，而是创造这两种文化的主人所遵循的礼制不同的写照，是民族同共体不同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虎方文化不是商文化，至多只能称为商代文化。不过，虎方文化中还是带有浓厚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青铜容器和文字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这可能是虎方在上层建筑方面向中原学习的结果，这也是经济发达而上层建筑落后的民族在国家形态上的一种特征。
商代的虎方，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统治者为了加强和神化自己的统治，借鉴中原殷商民族先进的上层建筑，以适应本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然，虎方统治者对中原文化的借鉴、吸收是有选择的，以不改变本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为前提条件。虎方晚商段文化中土著因素占主导地位，这一现象又向我们表明他们已消化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因素，成功地完成了政治体制的移植，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国力日渐壮大。
最近的考古材料表明，商王朝势力退出江汉平原后，虎方有可能乘机北进。湖北武汉市阳逻县香炉山遗址出土的早商段文物与中原殷商文化完全一致；晚商段文物则带有明显的南土地方文化因素。
虎方文化的推定，对我们正确认识商代文明无疑是很有帮助的。过去学术界流行的观点是商文化铁板一块，在哪里发现了商式文物，就把它划入商王朝的版图。近十几年来的田野考古出土材料表明商文化周围分布着很多与其平行发展的地方土著文化，如北方的夏家店文化、西方的光社文化，西南的三星堆文化、南方的虎方文化、东方的岳石文化等。商文化是多元的，并非只有中原一个中心，中原商文化与周边方国文化相互交流、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灿烂的殷商文明。
武丁三十四年（bc1360），妇好的部队花费三年时间终于征服鬼方。
按照当时商对北方民族用兵的记录考察，每次用兵一般为3000到5000人不等。如果说以殷商的中兴之主用三年时间征伐鬼方，而未能完全将其击败或消灭，这足以说明当时鬼方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
按照甲骨文的记载，鬼方被武丁打败了，鬼方从此衰落，成为商王朝的属国。而山西朔州在土方和鬼方都被击败后，正式成为商朝的领土。
据殷墟卜辞可知，鬼方酋长自武丁时就参与商朝的祭祀、征伐、掳掠羌人等活动，说明当时强大的鬼方已被商人征服，成为商王朝控制的方国。
商朝属国周部族首领季曾经商王同意，远征并大败鬼方。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商王武丁、武乙时征讨鬼方、土方的结果，是大大开拓了商朝北方疆土，直到大漠。
武王克商以后，原属商朝统治的鬼方便从属于周。鬼方人不断被内迁至中原。周成王分封给晋国的始封者唐叔虞之怀姓九宗，史学界一般都认为就是鬼方之隗姓，到周平王东迁，它已经和其他周朝的诸侯一样同列、同朝了，并且逐步与华夏族融合到了一起。
前面介绍过，夏朝自大禹击败三苗后，三苗解散，一部分三苗的后裔（也是姜姓的炎帝后裔）流落到西方，与姜姓的本地炎帝后裔结合成为羌族，成为西戎的文明主体。羌族成为西戎的领导阶层。而羌方就是头一个出现在史书中的羌族势力。
羌方大体分布于今青海的东南部、内蒙古西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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