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外桃源
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
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又还有浴场的设备。离城也不远，坐汽车只消二十分钟左右。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教书的人，是有福了。
在校舍之外，有不少的教员宿舍，点散在山上；大都是三层楼的小洋房，有良好的卫生设备，冷热水管，电气电话，一应俱全。这些都是由学校自备发电机或总站来供应的。有人说，中国人在生活享受上不如外国人。但如到过武汉大学，你可以改正你的观念：在这个地方，在生活享受这一点上，那些擘划者们，至少是把外国人学到了。
武汉成为了抗战司令台之后，武汉大学疏散到四川我的家乡乐山县城（旧时嘉定府城）去了。剩下的校舍成为了军官训练团的团部。于是这儿便成为警戒区，或者也可以说是紫禁城了。“最高”兼任着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较大的几座教员宿舍便成了他们的官邸。戒备是很森严的，没有“特别通行证”或各种交通工具的方便的人，根本便无法进出。
我自己很幸运。因为范寿康原是武大教授的关系上，由于他的斡旋，让我把张有桐教授的宿舍顶下来住了。（应该声明，并没有顶费。）我的“特别通行证”，凑巧还保留在手边，那是“洛字第二一八号”，是四月二十六日填发的。有“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团长”的官章，填发员是熊鸿，这人倒不知道是何许人了。
这宿舍在大学区的深处，背山面湖，汽车可以直达。一共是三层，底层是地下室，那儿有用人室和厨房。其上的两层都有客厅，有书房，有寝室，有浴室，有可以眺望湖山的月楼。假如你要游水，再下一个坡，你便达到那细沙平铺的湖岸了。假如你要登山，再上一个坡，你便达到了珞珈山的山顶。大约在前一定有什么诗人在这儿流连过吧，山名“珞珈”不也就可以想见了吗？
我们——我和立群是四月底由汉口的太和街搬到这里来的。不久黄琪翔搬来了，做了我们的邻居。那是一栋比翼建筑，站在月台上两家便可以打话。更不久，周公和邓大姐也住到靠近山顶的一栋，在我们的直上一层，上去的路正打从我们的书房窗下走过。有这样的湖山，有这样的好邻舍，我生平寄迹过的地方不少，总要以这儿为最接近理想了。
当时的生活尽管是异常忙碌，差不多每天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甚至有时是深夜才能够回家，但在夜间月下的散步，星期日无须下山，或者有友来访的时候，可留下了不少的甜蜜的回忆。我们在东湖里游过水，划过船，在那岸上的菜馆里吃过鲜鱼。浓厚的友情，闲适的休憩，是永远也值得回味的。
而且，在这大学区域还有最好的防空设备，有因山凿成的防空洞，既深且大，也有高射炮阵地环列在四周。但却不曾遭受过一次轰炸。敌人是应该知道这儿是做着军官训练团的，有高级的人员集中着，但它却从不曾投过一次弹，尽管对于武昌城是炸得那样频繁，而每次敌机的航路又都要经过这大学区的上空。
我们在当时是做着这样的揣测：无疑敌人是爱惜这个地方，想完整地保留下来让自己来享福。
这揣测，后来是猜中了。敌人占领了武汉之后，把大学区作为了它的司令部。
实在一点也不错，武汉大学那个区域，的确是武汉三镇的一个物外桃源。
二、随风吹散
在好些利用星期到东湖来访问我们的朋友当中，《大公报》的张季鸾是很稀罕的一位。
我记得是五月中旬的事，他是和王芸生两人同来，立群还亲自做过饺子来款待他们的。
张季鸾和我们的友谊应该说是双倍的。他和我是日本的先后同学，同属于大高俱乐部（日本帝大及高等学校的同学所组成），而且同是拿笔杆的人。
他和立群，可又算得别有渊源了。
大家该还记得，就在卢沟桥事变前两个月，有一位《大公报》的女记者在上海自缢的事吧？
那就是立群的大姐于立忱了。她是北平女师大出身，因为搞政治活动入狱，获释后加入了天津《大公报》。但不久得了肺病，便到日本去就医，她是受着《大公报》津贴的。养了两年病，虽然渐就痊愈，但还没有断根。日本人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一天一天地明目张胆起来了，东京留学界的爱国分子自然不能够坐视。立忱因此也就稍稍有点活动，不料竟受了报方的警告。张季鸾写信给她，要她回国，不然报馆的津贴是要停止的。立忱被迫便于三月返沪，而于五月自缢了。死时留下了几句哀切的遗言：“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好像是在述怀，也好像是在求恕，一个浪花便永远消逝了。
据立群告诉我，立忱死后，张季鸾在营葬上曾经帮过一些忙，还有意建立墓碑，结果因抗战爆发，没有实现。
张季鸾和立忱是有情愫的，曾经写过很多信给立忱，信都写得很长，而且缠绵缱绻，竭尽了倾倒之忱。魏晋体的毛笔字颇为典丽，署名却都是“幼林”。幼即是季，林即是鸾的音变，是毫无疑问的。
那些信在复员后我都看过。从那内容看来，张季鸾很明显的是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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