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卫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一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三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的要求提出了。“**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地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陈布雷整理。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虽然战败了,不要气馁,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收到最后胜利。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抗御外侮、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举,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民族叛徒的曾国藩。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
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要专候整理,并像赍送圣旨一样,专送桂林,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贺衷寒和我,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都相约不坐轿子。这倒给我留下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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