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飞机场很大，不断地有飞机起飞或降落；有大风，只见尘沙蒙蒙。天气倒很凉快，有点像重庆的晚秋。飞机站很简陋，墙是土砖砌成，屋顶有些漏洞。来去的都是美国的士兵，人数很多。在站上办好了手续，要明天午后四时才能继续航程，当晚便落宿在飞机场内的美军招待所。那是临时性的白落库（ba
ack，即营房），每间屋子里面对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张长条桌。我们落宿的一间已经先有两位美国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电灯下纳凉，看见我们进门，他们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里面只有漏篷设备，冲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进餐。定食，很简单，但很丰富。咖啡盛以庞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饮，这却需要相当粗大的神经。
一切都是美国式，虽感方便，但亦颇觉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听说还有十来公里，没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罢。未出中国境便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时间还是重庆的战时时间，应该才只五时。太早，其他的人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到盥洗室里去洗了脸，回到居室时，发觉手表还放在盥洗室里，连忙回头去找寻，不见了。一位老公役，中国人，在那儿打扫。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诘问。他看见我的情形，很安闲地问我：是不是在找表？我答应了他，他从衣包里取出了表来还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肃敬的念头。盥洗室里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进口”。有一个大水囊挂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脚有几个水塞，但不知道怎么开。我在这时才请教那老公役，他把两个指头套上水塞的两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内压，水便从水塞下的一个小孔里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谢。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着这样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气凉，我盖上了毛毯，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两脚的鱼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里用了早饭，请食堂中的一位中国仆欧引路，我们到达了公路，在那儿搭上了美国军部的交通卡车，便往昆明城里去。公路两旁的风景树很茂盛，树叶肥厚，有点亚热带树的风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余公里达到城区，街道却很凌乱猥杂，苍蝇、垃圾、乞丐触目皆是。吉普车穿梭式地来往，看起来美国兵好像比昆明市民还要多——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实际是遍街都是闲人，和重庆市头并没有两样。想象中的昆明是要更美丽些的，我有点失望了。
昆明朋友们的住处，我一个也不记得。开始想到正义街去访一位报馆里的朋友，但想在清早，过记者生活的人恐怕还没有起床。在街头看见有“联大工学院合作社”的招牌，走进去探问闻一多、吴晗的住址，知道他们住在城外，路太远，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流浪。
街上有黄包车，车夫的云南话却不大好懂。我问他们昆明有没有中苏文化协会，他们也很茫然。我改变了计划，向街头过路的学生样的青年问，这一问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广东音的青年告诉我：在拓东路胜利桥侧临江里。他叫我们回头走，走不好远的那座桥就是胜利桥，过桥倒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带就是临江里了。我们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门户，有绿色油漆的铁栅门，悬着“中苏文化协会”的长牌。
秘书杨须知和其他五六人正在楼下的会议室里面准备开座谈会，要讨论关于苏联的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但一说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我打算会田汉、光未然、闻一多、吴晗诸位，一位朋友乘着自转车便去分头通知去了。邵先生参加了座谈会，我却坐在一边把清早没有写完的一封信又拿出来写，想赶着付邮寄给立群。
我手里只有一节长不满一寸的断铅笔，还是今天清早在寝室里的长桌上拾得的。
——你没有钢笔吗？一位朋友问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这儿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鲜的回忆。
是六号的晚上，文委会的旧友们在我家里，开过一次小规模的饯别茶会。并不怎么宽的书房里，坐了四十来往个人。我挂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钢笔，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不翼而飞了。大约是谁取下来记录，忘记了插回原处的吧。
那只钢笔在我是很值得纪念的，那是墨色有黄环带的一只头号派克。前几年写史剧《屈原》的时候，写得太快，把笔尖触断了。费德林博士也有一只同样的笔，他便送了我。断了的笔尖，后来修理好了。同样的笔我便有了两只，因此笔套头便每每混用。然而区别毕竟是有的，费博士赠我的一只笔杆上刻有一个“费”字，我自己的一只笔套头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结果遗失了的是我的笔杆，费的笔套，留下的是我的笔套，费的笔杆。这样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不愿意它再遗失，便留在家里让立群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尔各答买一只新的。
杨秘书把自己的钢笔借给我，我把信写完了，便托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来了，太不凑巧，听说田汉下乡去讲演去了。本来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朋友们要做一次会合，就因为田有讲演，赶不回来。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转车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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