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了武汉
粤汉路的火车，费了三天三夜把我们驮到了徐家棚车站。那是九号的傍晚。在昏茫中胡乱地接受了汉口的一家小客栈的招贴，受着接客先生的领导，渡过了江。
客栈小，已经人满为患，但在楼上却替我们通融了一间大房出来。鸦片烟的臭味，麻将牌的闹声，神女们的惨笑，这些倒很协调地在奏着美国式的爵士音乐，整夜向我们围剿。然而武汉已经是抗战的心脏了！
第二天和警备司令部通了电话，并打听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出乎意外地更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我同时和两个办事处也通了电话，周公（恩来）在开会，接电话的人要我到下午三点钟再打电话去。希夷接到电话，却答应先来看我们，叫我们在客栈里等。
不一会儿放了警报。当时的汉口，对于一般市民还没有防空设备。预行警报中，街上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乱跑，但大抵是跑到江边或郊外空旷处去躲避的。不高兴躲的人，也就根本不用跑了。我们也没有跑，一直把客栈房当成了防空壕。在紧急警报放了之后，只有这时，全市是悄静无声。我为了好奇，曾走出骑楼去望了望，受到街上防护团员的干涉。这干涉可非常严重。不一会儿防护团员集中了好几个人，涌进楼房里来了。
来势凶猛得很，大有非把我逮捕起来不可的冲劲。他们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只差没有说出口来，而我却替他们说出了。
“你们以为我是汉奸，在骑楼上跟敌机送信号，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说！”一位承头的中年人，抓着我的左手膊，摇了我好几下。
跟我同来的苏君，他着急了：“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礼，这是郭副主任！”
“副主任？什么副主任？”承头的仍然不服气地问，不过气已经有点软了。其他的人更失掉了初来的勇气，有的已经在朝门外退。
“什么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你们忘记了？”
这是北伐当年的旧官衔，就和“死诸葛”骇走了“生仲达”一样，这旧官衔却骇走了防护团。北伐当年的总政治部，在武汉是有过威风的，我在当年也常常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这几位准备来抓我的人，说不定都听过我的讲演。于是他们起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变，开始向我道歉起来了。
这样一来，倒弄得我有点难乎为情。本来是我做错了事，反惹得别人来道歉。
二、“委屈”
警报解除后，希夷来了。
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是在南京见过面的。那时候在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经过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是就绪了。他的办事处才成立不久，但说不定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不久便要上前线。
我问到他：陈诚这次找我来是什么意思？
“不外叫你做官吧，”希夷回答说，“把你羁縻着啦。我们去找找周公，他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
“我刚才打了电话去，接电话的人说周公在开会，要我三点钟再打电话去。”
“那怕是接电话的人不知道你。……不过，他们确实是很忙的。那么，我们这样吧，先去看看黄琪翔。”
我便被希夷拖着到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去见到了黄琪翔。由于他的陈述，我才戳穿了一个闷葫芦。
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这实在委屈了你，”黄琪翔好像已经做了副部长那样，很客气地说，“陈诚的意思原想设三位副部长，但‘老头子’说别的部都只有两位，政治部不好设三位。不过另外还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便是一方面聘你做指导委员，这样表明你的地位是在厅长之上。我自己呢，”琪翔接着说，“可能要兼第二厅的厅长。”
“要说委屈，倒委屈了你们啦。”我回答着，“地位我倒是满不在乎的，你们能保证有工作做吗？”
“你做厅长当然有工作了，倒是副部长是空架子呢。”
“做卖膏药的工作？老实说，我实在是做够了。问题是能不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
“慢慢来吧，今天还不敢怎么说。假设我做了第二厅厅长，我相信和你的宣传，准定配合得起来。”
“不过我可相信，第三厅厅长可以让我做，第二厅厅长决不会让你做。”
“现在恐怕还说不定……”
“老郭的话是对的，”希夷接过去说，“我也是敢于相信的。假如‘老头子’会让你做第二厅厅长，他为什么不让你或者恩来做政治部部长呢？你在保定（军官学校）不是做过陈诚的老师，恩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原祖吗？就让老郭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叫陈诚来做呢？”
“你们都未免太理想了一点，”黄琪翔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其实已经是进步了，比起陈立夫做第六处处长来啦！”
这话在当时是谁也不好否认的。第六处便是新政治部的前身，那也是抗战开始后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边成立的机构，现在又要改为政治部，由陈诚来代替陈立夫了。这在当时，倒的确有点像，不仅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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