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了武汉
粤汉路的火车,费了三天三夜把我们驮到了徐家棚车站。那是九号的傍晚。在昏茫中胡乱地接受了汉口的一家小客栈的招贴,受着接客先生的领导,渡过了江。
客栈小,已经人满为患,但在楼上却替我们通融了一间大房出来。鸦片烟的臭味,麻将牌的闹声,神女们的惨笑,这些倒很协调地在奏着美国式的爵士音乐,整夜向我们围剿。然而武汉已经是抗战的心脏了!
第二天和警备司令部通了电话,并打听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出乎意外地更打听到叶希夷(挺)也在这里,已经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我同时和两个办事处也通了电话,周公(恩来)在开会,接电话的人要我到下午三点钟再打电话去。希夷接到电话,却答应先来看我们,叫我们在客栈里等。
不一会儿放了警报。当时的汉口,对于一般市民还没有防空设备。预行警报中,街上虽然也有不少的人在乱跑,但大抵是跑到江边或郊外空旷处去躲避的。不高兴躲的人,也就根本不用跑了。我们也没有跑,一直把客栈房当成了防空壕。在紧急警报放了之后,只有这时,全市是悄静无声。我为了好奇,曾走出骑楼去望了望,受到街上防护团员的干涉。这干涉可非常严重。不一会儿防护团员集中了好几个人,涌进楼房里来了。
来势凶猛得很,大有非把我逮捕起来不可的冲劲。他们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只差没有说出口来,而我却替他们说出了。
“你们以为我是汉奸,在骑楼上跟敌机送信号,是不是?……”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说!”一位承头的中年人,抓着我的左手膊,摇了我好几下。
跟我同来的苏君,他着急了:“你们不能这样不讲礼,这是郭副主任!”
“副主任?什么副主任?”承头的仍然不服气地问,不过气已经有点软了。其他的人更失掉了初来的勇气,有的已经在朝门外退。
“什么副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副主任!你们忘记了?”
这是北伐当年的旧官衔,就和“死诸葛”骇走了“生仲达”一样,这旧官衔却骇走了防护团。北伐当年的总政治部,在武汉是有过威风的,我在当年也常常参加大规模的群众大会。这几位准备来抓我的人,说不定都听过我的讲演。于是他们起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角度转变,开始向我道歉起来了。
这样一来,倒弄得我有点难乎为情。本来是我做错了事,反惹得别人来道歉。
二、“委屈”
警报解除后,希夷来了。
我们在三个月以前是在南京见过面的。那时候在集中江南各地的红军部队,准备改编为新四军,由他担任军长。经过了三个月的筹备,工作是就绪了。他的办事处才成立不久,但说不定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他不久便要上前线。
我问到他:陈诚这次找我来是什么意思?
“不外叫你做官吧,”希夷回答说,“把你羁縻着啦。我们去找找周公,他一定会知道得更详细。”
“我刚才打了电话去,接电话的人说周公在开会,要我三点钟再打电话去。”
“那怕是接电话的人不知道你。……不过,他们确实是很忙的。那么,我们这样吧,先去看看黄琪翔。”
我便被希夷拖着到法租界的璇宫饭店去见到了黄琪翔。由于他的陈述,我才戳穿了一个闷葫芦。
原来国民党的军队又打算恢复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边分设四厅,总务厅之外设一、二、三厅,一厅管军中党务,二厅管民众组织,三厅管宣传,大家的意思要“委屈”我来担任第三厅的厅长。
“这实在委屈了你,”黄琪翔好像已经做了副部长那样,很客气地说,“陈诚的意思原想设三位副部长,但‘老头子’说别的部都只有两位,政治部不好设三位。不过另外还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便是一方面聘你做指导委员,这样表明你的地位是在厅长之上。我自己呢,”琪翔接着说,“可能要兼第二厅的厅长。”
“要说委屈,倒委屈了你们啦。”我回答着,“地位我倒是满不在乎的,你们能保证有工作做吗?”
“你做厅长当然有工作了,倒是副部长是空架子呢。”
“做卖膏药的工作?老实说,我实在是做够了。问题是能不能切实地干民众动员的工作?”
“慢慢来吧,今天还不敢怎么说。假设我做了第二厅厅长,我相信和你的宣传,准定配合得起来。”
“不过我可相信,第三厅厅长可以让我做,第二厅厅长决不会让你做。”
“现在恐怕还说不定……”
“老郭的话是对的,”希夷接过去说,“我也是敢于相信的。假如‘老头子’会让你做第二厅厅长,他为什么不让你或者恩来做政治部部长呢?你在保定(军官学校)不是做过陈诚的老师,恩来不是政治工作的原祖吗?就让老郭做其实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一定要叫陈诚来做呢?”
“你们都未免太理想了一点,”黄琪翔也有点无可奈何地这样说,“其实已经是进步了,比起陈立夫做第六处处长来啦!”
这话在当时是谁也不好否认的。第六处便是新政治部的前身,那也是抗战开始后才在军事委员会下边成立的机构,现在又要改为政治部,由陈诚来代替陈立夫了。这在当时,倒的确有点像,不仅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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