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法三章
奇妙得很，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居然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们得到电话的都来了，见了面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回来了！回来了！回过头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陈诚当天晚上在汉口开会，他也赶来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
我问他：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
他踌躇了，不肯说出个一定的数目，但他经过了考虑之后，回答了这样一句：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他这话似乎还慷慨，这表示着他认识到宣传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国防军。当时国民党的一军人，月费是在四十万元左右。
就这样，我便答应了开始筹备。请给我一个月的余裕，在四月一号正式开锣。
“不会是‘万愚节’的笑话吧？”他幽默地这样说。
“呵哈，四月一号是万愚节。”我也笑起来了，“但不要紧，我这话是今天说的，不是四月一号说的，决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来了。大家又谈到指导委员的问题。陈诚说他准备聘朱家骅、王世杰、陈布雷、谭平山、陈立夫；在陈立夫的名下特别加上一句说明：因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处处长。
我们向他推荐了沈钧儒
、陈铭枢，和当时尚未成为顽固分子的孔庚。这在后来，他只聘了陈铭枢，而回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说：你以前不是说，要聘沫若为指导委员吗？
我抢先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做了你们的部下，不能再来指导你们了。
陈诚也就抢着说：那我们就不请你指导了。
二、人事和计划
政治部的组织，厅以下的规定是每厅二处，每处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书阳翰笙在最初便只能按照这样的编制，来安排人事和计划。
第五处（依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我们决定它掌管动员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运动，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
第三科请尹伯休担任科长。除此之外，处长和另外两位科长，我们请衡老（沈钧儒）物色并权衡人选，结局是胡愈之任处长，徐寿轩（代表东北救亡协会）任第一科科长，张志让任第二科科长。
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其下的第一科担任戏剧音乐，第二科担任电影制放，第三科担任绘画木刻。
这一处的处长是田寿昌，他动员了洪深来当第一科长，徐悲鸿来当第三科长。只有电影制放科是因袭了前武汉行营政训处的遗产，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长。
正在组织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由三厅管辖，于是三厅便多添了一个第七处。处长，我们本来想请郁达夫来担任，但那时他远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只好改请范寿康担任了。
第七处也照例分为三科。第一科管设计和日文翻译，由杜守素担任。第二科管国际情报，由董维键担任。第三科管日文制作，由冯乃超担任。
这一批处长和科长以及许多的科员，如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当高的。就如董维键博士，一般的人或许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经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以厅长而来就科长，可以说是降二级录用了。
当这样的名单拟出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大相信：这些先生们都肯来就职吗？然而结果，除徐悲鸿一人之外，竟毫无例外地都没有问题。单只这一事，也就尽足以使陈诚感到满意，而且惊诧了。但惊诧的倒不止陈诚，而是整个政治部，整个看肖神的国民党党官。
再说，就是徐悲鸿的不肯参加，也是有这么一段插话的。
徐悲鸿那时住在重庆，他接到寿昌的通知，不久也赶到了武汉。但他走错了路，他没有到昙花林来找我们，却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电话，赶去看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陈诚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本来不大熟，寿昌那时也因事过江去了。一见面，我便感觉到调子有点两样，徐悲鸿呈现出一个不十分愉快的脸色。我把情形告诉了他，委婉地请他帮忙。悲鸿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到广西去，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补上了这么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我有点吃惊了。我劝他一道去找找寿昌。他说，要急于上火车，不去了。于是我们便只好分手。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地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三、昙花林
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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