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农场职工子弟小学首届六年级的学生毕业，该升初中了，仅有的小学教育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办中学势在必然，于是各分场的小学附设初中班便应运而生。经孟那总场批准，永春农场学校新增四个初中班，加上小学部六个班，共十个班，全校学生有三四百人。
永春农场领导决定要我去主持工作，办好这所小学附设初中。离开教育岗位七年的我，1965年8月再次重返教坛。首先要解决师资问题，根据我平常的了解，向场领导提出了调几位同志来学校任教的报告，其中有大学生、中专生、师范生，还提出了解决经费、改善办学条件等问题，都得场领导的批准。
学校没有党支部书记，经请示党委后，同意设立一个校务委员会，由五个委员组成，包括教务、总务、共青团（包括少先队）、后勤四个处室主任，并各负其责。我把各项规章制度、工作计划制定出来，选好班主任，教导处安排好课程表，开学时在教师大家上一公布，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各连队只设小学一至二年级，各连队离家较远的学生都在学校用膳，调了几个工人组成后勤组，开荒种菜。教学、后勤，林林总总一大堆子事，忙也忙不完，后来请场里派来一位支书----王长利，主管教师政治思想，没有党的核心，一切工作都比较难开展。党管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我就能抽出更加多精力放在教学管理上。
在分场领导的深切关怀下，经过几年的努力，五分场学校（即永春学校）盖起了两幢青砖、瓦顶的教室，这在整个孟那农场学校中是办学条件最好的学校。学校有图书室、实验室（但缺理化仪器），有球场、有体育器材，基本具备了一所中学的办学条件。
为了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场部划了一块橡胶林作为学生的实践基地，归学校管理，农场按亩数拨些管理费补助学校添置图书、教学设备。此外，农场还分配了种花生、种玉米的任务，每周只能上四天半的课（每天八节课），其余时间是劳动，课外活动时间学生还得去帮助学校种菜。
学校一百多人吃饭，只有三个种菜工人够辛苦的了。那时星期天还得去搞义务劳动，帮助生产队除草、捡橡胶籽（橡胶籽可以用来榨油、制肥皂），在农忙季节，还得带高年级学生莳田、割禾等。虽然如此繁忙，但我们的老师工作勤奋，有敬业精神，人人都忘我地工作。
那时教师的工资低（最高的只有三十五元），生活清苦，他们晚上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改作业，文化生活更谈不上，连报纸都订不起一份，但老师们牢记党的重托——把教好孩子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无私奉献，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一九七七年，我被孟那农场任命为永春学校、永丰学校两所学校的校长，两所学校相隔七公里，我的担子分量可不轻啊！
我首先加强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一分为二看待他们的成绩与问题，尽量以大局为重，求大同、存小异，尽快稳定教师队伍，消除教师之间的矛盾，团结广大教师，把学校的重心转移到教学上来。
我不计前嫌，让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永春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少些好办些，永丰农场学校教师之间矛盾较多，我采取了老师调动交流的方式，把派性少、作风正派的老师调往永丰学校（如马子贵、张声新、秦建伟等），还请场里派了一位支书黄寿民（原永春农场的）负责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坚持派性不放的，就调出学校，或去总场集训队学习。经过争取大多数，团结主要力量，迅速改变了永丰学校混乱局面。
那时，为维持社会稳定，部队派出军队代表进驻各单位。学校军代表看我作风正派，不搞派性，懂学校管理，在教师中有威性，所以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和信任，使我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我也大胆地负起责任，两所学校教育质量很快得到提高。学校有支书、军代表和校长我，三方互相尊重，共同维护集体领导，背后不搞小动作，工作配合默契，相处十分和谐。
我和老伴建校之初就在永春学校教书，所以，家一直安在河东永春学校，我现在是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责任重大，为了抓好永春、永丰这两所学校的工作，我把行李搬到了永丰学校，以永丰学校为主，永丰、永春两者兼顾。周一到周三在永丰学校工作，周四到周六到永春学校检查布置工作。军代表看我把教学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赞赏地说：“姜还是老的辣。”我笑着说：“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他说：“你老张还是部队作风。”
我担任永春、永丰两所学校的校长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八月。我为永丰学校重新组建了新班子，学校各方面都已走上正规，就辞去了永丰学校校长职务，回到了老根据地——永春学校。
招生自从1959年2月我到边疆来后，我们一直没有空回老家看看，平时都是写信报平安。转珢到了1970年，一天，老伴看着哥哥的来信，难过地说：我从豫章省嫁给你到南诏省已经十多年了，由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1966年我爸爸去世，没看上一眼，心里多难过啊。
我也觉得确实该回去看看妈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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