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车轮一晃走到了1981年，屈指算来，从1958年4月由春城到勐巴拉西创业已二十三个年头了，同我一起转业到边疆的同志，不少已迁回故乡。随着年龄的增加，思乡的情结与日俱增。真有点“念君空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曹丕《燕歌行》）的味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总场组干科科长窦鹏对我说：“老张，想不想动一下？”
“往哪里动啊？”我惊奇地问。
他慢条斯理地说：“现在政策放宽了，允许离开边疆，你看看老家有没有能接收的单位呀？”
“哦，这……”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平时虽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但还从来没有细想过调回故乡的事。因为扎根边疆的思想已经深深烙印在心里，脑子还没有转过弯来。
“好！谢谢你的关心，我先联系联系，到时还得麻烦你开个商调函呀，试试看吧。”我高兴地说。
回到家里我把这个意外的消息告诉了邹招生，她听了也很兴奋：“做梦也不敢想我们也能申请调走，看来我们这些老支边人，也有回故乡的希望了！”
于是我们召开了家庭会，重点征询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愿不愿意调回老家工作，经过分析走与留的利弊，大家一致同意调回老家。鉴于跨省调动是一个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事，我对大孩子们说，“为了调回豫章省，你们几个近几年不许在这里找对象呀，以后回豫章省去找哈！”……
一周后，我把调动申请交给了窦科长，没想到老窦也爽快，立即就办，发了一封去豫章省文山县人事局的商调函。
老窦是同我一起从部队转业来的，他搞组织工作几十年，办事公道，铁面无私，凡是违背政策的事、走后门的事，他从来不做可以说是铁面无私，不为金钱美女所动，有人形象地说他是：“钱打不动，水泼不进”，50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
记得1975年，我的老首长在春城市一家化肥厂当厂长，他同意我调到他的厂里工作，可是我写了申请交给窦科长，他就是不办。我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我们都是老战友了，春城那边同意调我过去，你就批准我们走吧。”
他语重心长地道：“老战友，不是我不帮助你走呀，是政策不允许，‘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延续了20多年，你看我们一起转业来的同志，谁调走了？”
我想想，的确没有谁调走了，就边战友蒙义昌她爱人在春城，夫妇分居都无法调走，更不用说我们举家迁走了。
于是我们就死了调走的这份心了。
七十年代末，成千上万的知青都回城了，‘只许进，不许出’的政策已经进入博物馆，窦科长收到了处省人员可以调走的文件，所以这次主动通知我可以调回老家，这真得感谢他还记得我们是老战友，现在有新政策来了，赶紧告诉我。
我们急忙招生的哥哥邹平发了一封航空信，请他活动活动，找接收单位。半个月后邹平来信了，说县教育局同意接收我们夫妻两人和大儿子（因为我们三个都是教师编制），说莫失良机，尽快做好迁移的准备。我们万万没想到文山县会答复得如此快速。我们一家人高兴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真像“天方夜谭”做美梦似的，于是开始做些迁移的准备工作。
一九八二年二月的一天，我们首先接到了豫章省吉省水县人事局发来的关于邹小云调动的商调函，全家人欣喜若狂，连日给儿子办理各种手续，并收拾行李。调令规定三月四日前赶到文山县葛水中学报到。于是二月中旬由他妈陪送小云第一批回到故乡，安置好云儿后，招生又马不停蹄、独自一人赶回南诏省孟那，来回4000多公里，单程坐车要八天三夜，非常辛苦，我们为她在返回路上的安全，寝食不安，那时无手机，人到何处，一无所知。3月初，招生安全到达孟那，我才松了一口气。实践证明，生活的磨炼已经使她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女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中旬，我们收到了同意调我和招生回文山的商调函，我们立即办理手续，包扎行李，尽量轻装，凡是粗笨家具、坛坛罐罐，全部送给朋友或傣族老庚。为了感谢这么多年亲朋好友和领导的关心，我们将自养的一条大肥猪杀了，请大家到我们家做客，喝点酒，叙叙旧，互祝幸福安康，大家也祝我们一路平安，别忘了拉西的亲朋好友。
由于小仑、小腊已参加工作，接收单位一时难以找到，只好暂时留下小仑和小腊还有侄儿张平生一家四口。
农场每人给了3600元安家费，免费将行李托运到春城，转运火车时要求把小件整合成大件，又折腾了几天，经过四天的长途颠簸终于到达豫章省文山县，正好是七月底，好在学校已放暑假，不急着报到。我被安排到葛水中学任校长，邹招生安排在县城文水小学任教，小春转文山中学读初一，小建转文水小学读小学三年级。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全家（除小英、小腊、平生一家外）总算落叶归根了，这是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来之不易啊，我们盼望了二十四年哪！这个可欲不可求的愿望终于实现！
在申请调回豫章省时，我们将侄儿张平生夫妇的名字也报了上去，结果没有批准，理由是：“他不是直系亲属。”这样，平生就暂时没有调成功。
一九九三年我任文山县台联会会长时，找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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