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守着孩子长大，人也更苍老了，每天洗衣做饭、吃穿住行，当门抵户，件件都得操心劳累，起三更睡半夜，繁重的家务负担和沉重的经济压力，累得母亲直不起腰。父亲见此窘状，就想给老三（张学熙）找一个童养媳来帮助做家务事，以减轻母亲的超负荷劳动。
父亲就托家住葛水柳背村的刘家淮老表帮忙（刘家淮的父亲是我太公的姑爷），家淮老表认真地探访挑选，在临村挑选了一个十五六岁不识几个字的村姑。有一天带来我家见了面，双方父母都很满意，于是送过聘礼，不久小童养媳就进了我们张家的门。她叫彩仔——三哥未来的媳妇。
那时三哥学熙正在天原国立十三中读高中，寒暑假都回来休假，做些家务。他看到来了这么一个农村女孩，心里满肚子不快，但又无法违抗父母之命，只好以不理采的方式表示反抗。
彩仔聪明能干，做事勤快利索，不需要大人多少指点，就会把家务事做得顺顺畅畅，妈妈许多事都放手让她去处理，父母见她天天任劳任怨不停地干活做事，从心里感到高兴，把她当自己的女儿对待。但彩仔知道三哥并不喜欢她，也只有默默地、痛苦地忍受着。
彩仔中等身才，鹅蛋形的脸，白中带黄，长得也苗条，对左邻右舍都很友好，说话直爽，对大人很温存，对我们关心备致，从不呵斥。
那时我家种了许多蔬菜，多余的就让她去市场里卖，回来同母亲结算，她能把各种菜、各种价格算得清清楚楚，从不私下落一个铜子。由于会当家理事，精打细算，因此，更得我父母的欢心。
每逢三哥回来，母亲总是叫她打洗脸水送去，她也大大方方，先去打热水，再用手小心试试水温，也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条新的洋毛巾、一块香皂，送到三哥面前。三哥面无表情，不屑一顾，只管洗自己的脸，洗完转身往书房走去。但她从不生气，仍然满怀希望地服侍着双亲和三哥，日子久了，她对三哥更是尽心。
三哥从不和她说句话，从来不正眼看她一眼。平时只要三哥衣服等物丢在书房里，她就捡去洗涤，浆洗得特别用心，她觉得我男人是个读书人，衣服洗得干净，穿在身上，清爽体面，她的本份就尽到了。
随着三哥年龄的增大，父母准备为他们完婚，没想到父亲于1943年得破伤风医治无效去世，家里的突然变故，婚事就推后到第二年，正准备办喜事，为逃避这桩包办的婚姻，三哥突然去当青年军走了，从此他彻底冲破了婚事的樊篱，远走高飞离开了这个“可怕”的家。真是“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苏轼·《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
后来母亲见彩仔已长大成人，与儿子的婚事已无望，就跟她说，你就自己找一个对相吧，也该成个家了。后来她自己相了对象，母亲感激她这几年的辛苦劳作，像对待自己的女儿风光出嫁，尽其所能，让她热热闹闹地嫁了出去。
三哥这段没有缘分的婚姻，给了彩仔喜剧性的新生，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
……
1946年，妈妈又在操心给老四——我（小名毛伢子）找媳妇了。我1928年5月出生，时年18岁。据说妈妈探访了许多人家，最后媒婆选择了家住水西金滩乡鄢坊井头村、我们张家远房爷爷的曾外孙女的后代。我那时正在天原鹭洲中学读高一，暑假的一天，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到我家，母亲像见到熟人一样与她说笑着。
我好奇地望了一下，客人很陌生，从没见过，妇女四十来岁，小女孩大约十四五岁。吃中午饭前，妈妈拉了拉我的衣角，带我到内室，小声小气地说：
“这是给你找的媳妇，你仔细看一下，看行不行。并再三叮嘱我，即使不乐意也不许发脾气，对客人要客气一点，……。”
在饭桌上，我只顾自己吃，为了不失礼，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你们请吃菜”，又埋头吃我的。那位妇女的话真多，加上又喝了两盅，话就更多了。夸这女孩子如何能干、懂事，夸她脾气好、会体贴人、有文化（小学毕业）……夸得她女儿似乎是“天下无双，世上少有”，边喝边夸，说到得意时竟吐沫四溅。
妈妈毫不在意，好像很开心，脸上堆满了甜美的笑容。我抬头望了望这小姑娘，圆圆的脸，高高的鼻梁，脸蛋还有点红晕，两条小辫子拖在身后，一身阳丹士林布衣服，罩在她健康的身上，显得很得体。她低着头，小嘴半张，慢嚼细咽着。妈妈不时向她碗里夹菜，说明妈妈很满意，她可能是初来，不好意思，斯斯文文，挺拘束的。
我先放下碗，说了声“你们慢吃”就离开了桌子，于是坐在远处静观动静。等到那妇女酒醉饭饱，抹桌扫地时，那小女孩立马就接过抹布扫帚，干起活来，妈妈看了，笑容挂上脸庞。
等一切都收拾好，妈妈叫我过来坐下，这时只见那妇女从胸前衣兜里摸出一张折叠好的红纸来，手一提，展开一张好长的礼单，上面写着：
肉100斤、鱼30斤、鸡20斤、鸭20只……金银首饰3件、礼金5000元、四时衣服4件、鞋子4双，另，胭脂水粉钱1000元。……
两尺长的红纸，都写得满满的。我靠在妈妈身边，边看边觉得好笑，妈妈脸带笑容看了一眼那妇女，妇女也觉得不好意思。我生气地说：“这那是在说亲，是在卖女，比猪肉还贵。”妈妈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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