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官场风云“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贾谊由中央贬到地方，大才难用，壮志难酬，心如死灰，郁郁寡欢。
怪鸟入室一年多后，贾谊深感担忧。一年多的哀伤，贾谊已是形容枯槁，满脸哀伤。
突然有一天，刘恒招他去长安。这一道诏命，就像一星火焰，竟然重燃了贾谊那已化为灰烬的心。贾谊急忙奔回长安，渴望被重用。此时的贾谊身负忧伤，只剩一腔热血。刘恒却心怀神仙之志，只求成仙入道。
刘恒在宣室接见贾谊。刘恒问贾谊鬼神之事，贾谊对答如流。不知不觉夜已深，刘恒听得心神俱醉，不禁移坐席去接近贾谊。刘恒感叹，我有很久没见贾谊，自以为比他厉害，如今才知道不如。贾谊心中暗问，我才高八斗，无所不通，不知是否被用。
唉，刘恒没问贾谊治国兴邦之道，却问鬼神之事，这就注定了贾谊不被重用。后世唐人李商隐《贾生》论述了此事：
宣室求贤访逐客，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刘恒以前没有魄力起用贾谊，现在他则不想。贾谊不是刘恒的重臣，更不是大汉的社稷之臣。贾谊生活在一个君主文弱的时代，主人的池塘容不了贾谊这条蛟龙。
后刘恒任贾谊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梁怀王是刘恒的少子，刘恒很爱他，希望他能向贾谊多多学习。
贾谊从长安悲伤到长沙，在长沙悲伤数年。刘恒一纸诏书，他高高兴兴地来到长安，然而刘恒给他的仍然是悲伤。他在长沙是太傅，到梁国仍然是太傅，刘恒只喜欢贾谊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太傅。
在长沙的这四年，他的上书又得罪刘恒的宠臣邓通。按理说，刘恒此次招贾谊回长安，不会如此冷落贾谊。贾谊受此冷落，原因就在邓通。贾谊生活在夹缝中，最本质的是高才与俗世的夹缝，表现为周勃和邓通等人所造成的夹缝。
邓通是蜀郡南安人（今四川乐山县），是个划船的黄头郎。黄头郎，就是头戴黄帽的人。他受到刘恒的宠幸，全因刘恒的一场神仙梦。
刘恒曾梦见自己升天，但是升不上去，有人相推，助他升天，刘恒回头，只见是个将上衣束成带状系在屁股的黄头郎。刘恒痴迷于神仙之道，醒后，在未央宫西南的苍池中找寻这人，果然见一人的穿着如他梦中所见。一问方知此人叫邓通。痴迷于神仙之道的人联想都很丰富，“邓”就是登，邓通就是登通，意味刘恒将通过邓通而成仙。从此两人形影不离。
有一次，刘恒让看相的给邓通看相，看相人说邓通会贫死。刘恒一听，笑了，说：“我身为一国之君，邓通怎么会贫死？”刘恒怕邓通真的贫死，送邓通一座四川的铜矿，让邓通自己造钱。当时朝廷允许私自造钱，刘恒这么做，相当于给邓通一个印钞厂。邓通不负刘恒所望，他造的“邓钱”和吴王刘濞的“吴钱”驰誉天下。
贾谊知道私自铸钱会引起违法乱纪行为，农民将不务本而重商，后患无穷。于是贾谊上书禁止民间铸钱，结果不但刘恒没采纳，还招惹了邓通。
贾谊命途多舛，这次又栽在邓通造就的夹缝里。贾谊悲伤，他悲伤地生活在一个不安且懦弱的年代。匈奴几度入边，肆意抢夺；诸侯王坐大，叛乱连连，刘长和刘兴居就是例子。贾谊才气鼓荡，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他多次上书陈事，其中《治安策》尤为后人推许。
贾谊辞赋写得好，政论开汉室之先，后世的好几位政论家都益于贾谊。《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贾谊强调“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削弱诸侯王权力，力抗匈奴，重农抑商，倡导礼仪教化，谕教太子。贾谊觉得汉室的天下还不安稳，安稳只是表象，如果不控制住诸侯国，将来必出大事。从韩信、彭越、卢绾等人造反的事例中，贾谊总结出：实力越强，越想造反。贾谊建议刘恒对诸侯国实行分封制，将大诸侯分成小诸侯，直到依靠朝廷保护为止。
虽然贾谊给刘恒提了很多意见，但刘恒对贾谊并非言听计从。有的刘恒采纳，有的则没有。贾谊和刘恒的关系，就像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贾谊提出鼓励自杀，鼓励诸侯王或逐臣自杀。刘恒不仅通过，还亲身实践。薄昭杀了一位汉使，被抓问罪。薄昭是刘恒的舅父，刘恒未登基前一直帮助刘恒。刘恒觉得此事棘手，既不想弄个忘恩的罪名，也不想轻易赦免薄昭。正当刘恒困难之际，贾谊的鼓励自杀恰好指了条明路。
狱中惯例，问斩前要饱吃一顿。刘恒派一位公卿去狱中看望薄昭，陪薄昭吃好的，喝好的。让薄昭吃好喝好，目的就很明显。然而，薄昭没自杀。刘恒带领朝臣穿着孝服去薄昭家大声哭丧，薄昭没招了，只好自杀。
贾谊做了太傅，不受重用，他就只能卖才。卖才，不是用才，更不是施展才华，卖才要看有没有买主。偏偏贾谊生活时代的大财主就只有一个：文弱的皇帝刘恒。
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梁怀王刘揖坠马摔死。刘揖死了，贾谊觉得是老师管理失职，“常哭泣”。
一年多后，贾谊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贾谊死了，那是生在夹缝中人的死法：愁苦而死，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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