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胜利捷报的态度，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各地人民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态度。当统一的消息从福建、广东一路传过去的时候，这个讯息引发的社会震动有如物理学上的那个著名的震动理论，越朝后走反应越大，相对来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广大人民反应非常平静，总之没有什么人认为此事应该值得庆贺，所以当驿站的信使挥舞着夸张的的大红军报一路招摇的时候，大部分的动作都是伸长脖子看看热闹，然后：“哦？！福建也被打下来了？！”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甚至就连茶馆里的谈客也很少把这个事情当作重大新闻来评侃一番，总之态度非常淡漠。
不过越过黄河之后，北方人民的反应就‘激’烈得多了，当消息传到之时，沿着官道驿站，各地村落闻声欢呼雀跃，在南方大受冷落的信使突然间吃香起来，每次一到地方，都有大票人马冲上来围得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打听前线的各种消息，这种热闹和喧哗，甚至还引发了一场小小地市场经济革命：趁着这个机会，许多地方原本很冷清的驿站忽然转型为周边村落的赶集场所，大伙一边打听消息一边做买卖。
这里面的原因倒是很简单，北方人民之所以这么‘激’动，主要是因为此次出征的军人几乎全数来自北方，各路野战兵团、涵盖各种民团、壮丁在内，约莫有七十多万人马，按照这个数字推下来，安徽、山东、河南、直隶等几个行省几乎村村都有人出征，要知道战阵之上那都是生死在天，谁也不想自己的亲人朋友就此埋骨他乡，因此关注的力度当然要大上许多。
当然，除了这一最直接的原因之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汉帝国的封建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做得有大有成效，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荒芜无主的土地分配、以及土豆、红薯、‘玉’米等新作物的驯服和推广。几年下来，北方一片安定，气候良好，几乎年年丰收，广大农村的丁口户册统计和口粮保障工作大体完成，流‘荡’、抛荒、逃难等大股流民流窜事件基本上已经杜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的合法统治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地一致肯定，并且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听闻官军收西南”，自然是要“家祭勿忘告乃翁”了。
而长江中下游地区那就肯定没有北方人民这么顺贴了，当然这里并非是说南方人民有异心，这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战争终究未过去很久，基本上可以算做是“新征服地区”，要知道这个时代广大中国人民的地域观念还是相当之强烈，按照一般的理念，大体上隔了几个村子都可以算做是“外乡人”，何况千里之外的北方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说大家伙儿不会认为汉帝国是非法政fu，但也决计不会突然间对这个来自北方的朝廷立即产生强烈的归属感。所以，当统一讯息传到之时，大多数人的反应都是对战争终于远去的如释重负，但感情上却难以发出胜利者的欢呼。
当然这些动作都是社会底层人民的最朴素、最直接的反应，相对而言士林方面的舆论就是“形势一片大好”了。公允的说，升级到国家民族这个层面上，封建士林阶层的视角和理念还是要比老百姓高得多，这次听说帝国大军席卷大西南，统一了九州华夏，读书人不论是哪个学派，都是一片欢呼声，一时之间，各种赞叹文章纷纷问世，南北士林一致认为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可以超越朱元璋驱逐‘蒙’元的，而皇帝林风的英明和伟大，也是可以在历史书上留下一个巨大的记号的，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也是值得期待的。
这桩事情反应到现实政治上，就立即可以从南方的科举考试上体现出来。
实际上，在一八九零年上半年这段时间之内，林风最主要也是做这个事情。攻下江苏之后，随着帝国大军向南方的不断推进，皇帝陛下也在不停的走‘穴’，第一炮在扬州打响之后，得到了广大江南人民的一致好感——这就是和满清殖民政权的最本质的区别了，相较而言，那些剃着半秃瓢留着长辫子的通古斯野猪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异族强盗，又烧又杀犯下了滔天罪孽，广大江南人民恨之入骨，所以不论这个政权做了什么善事那都可以认为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总之咱们‘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而林风这回一下江南就抛出了这么一张威力巨大的悲情牌，最起码这个政治定位要高超得多，旗号光明正大打得就是“朕和江南人民是一家人”，而且还帮家人把大仇人收拾了，所以按照这个理念往下推，广大人民自然潜意识地就认为帝国政fu是“自己人”，那么“自己人的朝廷”，当然就是不折不扣的合法政权了，接受他们的统治自然也就是理所应当。
为了将这张悲情牌的威力扩张到巨大，林风离开扬州之后，第二站和第三站就是嘉兴和江‘阴’，在大票人马的护卫下，皇帝陛下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之后就是一大堆历史战犯被拉出来处决，其中直接犯罪人员被凌迟，而直系亲属就宽大处理砍头了事。在这一政策的持续进行过程之中，正好就是江南士林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对明朝灭亡的缘由总结、以及大批明朝官员的汉‘奸’行为进行鞭笞，社会舆论和皇帝的走‘穴’活动简直配合得天衣无缝，在这其中，林风顺利完成了从偶像派到演技派的过渡，在之后的行程之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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