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事”，积累“善功”来消除“恶孽”，以期来生的功果。如一些德行高深的“真”信徒类僧人，还要仿照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做法，云游千里，弘法传经，普渡众生（一年一次以上，以徒步一千华里的距离为一个阶段），云游弘法一般以三件事为主要内容，一是弘法传经，教化大众；二是乞食百家，给大众世人一个行善、向善，积累“善功”的机会；三是关爱生命，途中遇到死难动物后予以安葬。依此而论，佛教要求的供养不是无止境的奢侈消费，只需最低限度的对宗教活动有所保障即可。但是，既然有物质需求，就会有人浑水摸鱼。这就为这些“六根不净”的“仿真”信徒群体，提供了施展才能，追逐名利的机会。但是对于这个群体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因为这个群体对宗教既有正面作用，又有负面作用。这个群体对宗教的正面作用，是扩大了宗教的社会影响，为宗教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持和人气值。在宗教理论方面，这个“仿真”信徒群体中也涌现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论家，为了和道教信徒做和平斗争；为了招徕民众，迎合世俗；在对大众宣传佛教的神明、宗教内容时，赋予了大量的世俗理念（很多被赋予世俗理念的宗教内容，事实上与佛、道两教的基本教义、宗教精神是相悖的）和神通。例如佛门中的观音菩萨，本身是个“男相”，由于被赋予了保佑人们升官、发财、生子、娶妻等等这些迎合世俗的内容和神通，为了增加亲和力，在宋代以后就成了“女相”，明代以后就彻底成了“女性神明”。而在经营运作方面，这样的“人才”历代也是比比皆是，毕竟和尚、道士也要吃饭穿衣，寺院也需要营建和修缮。所以经济基础也是必要的。即便是最低需求的经济基础。看看古代遗存下来的一些寺庙，其巍峨壮观程度，没有这样一个善于经营敛财的群体，宗教发展的规模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而这个“仿真”信徒群体尽管有“六根不净”的问题，但是对于宗教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由于这个“仿真”信徒群体存在“六根不净”、欲壑难填等因素，因而也不乏作奸犯科，坑骗财物之徒（《西游记》第十六回《观音院僧谋宝贝黑风山怪窃袈裟》中，观音禅院的老和尚，为了昧取唐僧的“袈裟”，竟然起了杀人的恶念，可见一斑）。这些人对于宗教的发展也会产生负面作用，甚至于巨大的负面作用。历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除了客观因素之外，内因还是佛门内部的戒律废弛所致。如屯田置地、聚诸财宝、推步盈虚、参预世事等等相关。例如北魏太武帝第一次禁佛时，就寺院中发现藏有大量兵器，涉嫌谋反，僧人吃肉喝酒，替贪官窝藏赃物，密藏女人供乱等等，当时长安的寺院几乎都成了娱乐场所。这些都与这类“仿真”信徒群体有关。在中国历史上，一些为了名利而进入宫廷，对权力体系有重大影响的和尚、道士，为追求名利，做了一些对民众无益或者是有害的事情，通常都被民众称之为“妖僧”、“妖道”；而一些在民间勾结官府、串通地痞无赖坑骗钱财，作奸犯科，欺压民众的和尚、道士则被民众称之为“贼秃”、“秃驴”；“奸道”、“牛鼻子”等等。古人对此也早已有先见之明，明朝的洪应明在《菜根谭》里就说到这个问题，“奔之妇，矫而为尼，热中之人，激而入道。清净之门，常为邪之渊薮也如此”。意思是说清静的圣地，常常成为奸邪罪恶聚集的地方。“修行容易守戒难，不守戒律魔一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下，这种“辅助性”的“仿真”信徒群体依然存在，经营性的佛教寺院、道教庙宇也很多，可以说都是以一种公司的模式来运作。圈钱的手法也更无耻，如强行烧高香，强卖高价的宗教物品等等丑行屡有新闻媒体曝光。实质上这种行为于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基本理念是相悖的。
3宗教“掮客”群体，这类信徒说穿了就是宗教“经纪人”，是社会上依托宗教这个精神产品搞经营式运作谋取利益的人员，和经营宗教物品的人员。这类信徒一般都熟悉与神明、宗教内容相关的世俗理念，对于招徕民众，迎合世俗也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和“仿真”信徒群体内外呼应，可谓是种有密切关联的利益共同体。其对宗教的信仰难以往虔诚方面评价。做为一个行业，既然能够存在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无可厚非。不过这个群体中也存在坑骗钱财，作奸犯科之徒，或与“仿真”信徒群体的坑骗钱财，作奸犯科之徒一起，危害民众的行为。
4“大众”信徒群体，这是个对宗教（佛教或道教）神明概念和理论概念一知半解，有羊群心理效应，又盲目跟风的民众群体（这其中也不排除有一些“根行清正”的善士、信士、居士等等，其对宗教的认识和信仰不亚于“真”信徒群体或
最终成为“真”信徒群体中的一员，但这些人员所占比例极少），这个群体规模庞大（这个大规模群体的产生，除了宗教的神秘感对民众的吸引，极少数“真”信徒的言行对民众的感召这些因素之外，和历代的“仿真”信徒群体、利用宗教搞经营式运作的寺外信徒群体，搞经营式运作有重要的关联因素），人数巨众，其敬奉神明，求佛、求菩萨保佑的目的，就是为了其能发财、生子、娶个好老婆或娶多个好老婆、事业顺利、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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