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教出一门
《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有这样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当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老子的记载还有其它几种说法，但这种说法是一种较为公认和通行的说法。
这一段文章里，详细记述了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问策。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董仲舒(约公无前179年～前104年)，在这次问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采纳，运用了政权的强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汉王朝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从此，儒学取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汉武帝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学说，而这一学说，从此也奠定了儒学唯我独尊的地位，并长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随着历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称，这个教，也就成了人们常说的“三教”中的一教。后来就有一种说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随着“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并没有遭到儒学人士的抵触和反对。反而得到了认同和追捧。这是除了有上述的关于《老子化胡经》产生轰动效应的原因的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老子做为中华民族的先辈大贤有着无法撼动的历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学思想。二是儒学人士研习经典都是以一种形而上学，固步自封的形式来学习的。所谓“十年寒窗，苦读经史”，就很形象的表现了这种学习方式，死记硬背，惟书惟上。只要书中有的，那就是经典。既然书中有记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并且事后孔子还大加称赞老子“其犹龙邪”，那么，说“儒教”也源自于道教门下。对儒学人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什么难堪的事，而是一种荣耀。
而张道陵初创道教之时，就抬出老子做为教庭祖师，并奉《道德经》道教中的经典。以此来宣扬其渊源流长。道教自动拜于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门的理论一诞生，对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说成是源自于道门之下，把释迦牟尼说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门弟子的认同了。而《老子化胡经》一书的诞生，从此就诱发了一场佛、道两教旷日持久的论战。尽管佛教信徒们奋力反驳多年，但《老子化胡经》依然故我地影响着华夏大地，并且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的“三教出一门”之说，与“老子过函关化胡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辉。金元时期，随着道教全真派的兴起，《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兴盛到了颠峰时期。
王重阳在创立全真教时，力倡三教一家，宣扬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等等。
随着全真教在金元之际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经》和“三教出一门”之说的影响程度则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121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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